這個傳說雖然富有神話的屬性，但卻論述了茶的特性，並說明了茶有提神的功效。
三、西周說
東晉時期常璩在《華陽國誌·巴誌》中記載：“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腹，西至楚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上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魚、鹽、銅、鐵、荼、蜜等皆納貢之。”該文獻表明，在西周時期，茶已經作為巴國的珍貴物產而納貢於周武王。
同時，在《華陽國誌》中還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荼蜜皆貢之。”除此之外，在該著作中還提及當時已經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園。
四、春秋說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記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栗之食，五卵、苔菜而已。”文中的苔菜即為茶，於是據此認為飲茶開始於春秋時代。但《晏子春秋》這部著作，據後人考證並不是晏子所作，所以“飲茶始於春秋”也難據此成立。
其後，萬蔚亭編輯《困學紀聞集證》卷八下記載：“（槐安）今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三戈五卵苔菜，考《禦覽》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入茗事中……”但同樣的，在文獻中雖然出現了“茗”，但既然是說“茗茶”，恐怕也就不是“茗飲”之茗了，所以茗飲之事也就不見於經傳了。
後人考證又引用當時文獻中“誰為茶苦”的詩句，作為飲茶的證明。卻仔細考查發現，這裏的茶應該是苦菜的茶，而並不是“荼苦”的茶。這樣看來，春秋戰國時期似乎沒有飲茶之風。所以《周禮·天官·家宰第一》中講述漿人供王的六飲隻有：“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酉。”
所以，從這些史料中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在春秋時期應該還沒有飲茶。
五、秦漢說
明代《楊慎記》中曾記載道：“西漢裏真，俗姓吳氏，修活民之行，種茶蒙頂。”也就是說，西漢時的吳理真開始在蒙頂山種茶。此外還有多處史冊記載當時已經有人種植茶，譬如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中記載到：“西漢時，有僧自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
五代時期毛文錫在《茶譜》中記載：“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嚐以春分之先後，多構人力，俟雷之發聲，並手采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病；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侯，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時至城市，人具其容貌，常若年三十餘，眉發綠色，其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
宋代孫漸在《智炬寺留題》中有：“昔有漢道人，剃草初為祖。分來建溪芽，寸寸培新土。至今滿蒙頂，品倍毛家譜”的詩句。
這個傳說雖然富有神話的屬性，但卻論述了茶的特性，並說明了茶有提神的功效。
三、西周說
東晉時期常璩在《華陽國誌·巴誌》中記載：“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腹，西至楚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上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魚、鹽、銅、鐵、荼、蜜等皆納貢之。”該文獻表明，在西周時期，茶已經作為巴國的珍貴物產而納貢於周武王。
同時，在《華陽國誌》中還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荼蜜皆貢之。”除此之外，在該著作中還提及當時已經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園。
四、春秋說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記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栗之食，五卵、苔菜而已。”文中的苔菜即為茶，於是據此認為飲茶開始於春秋時代。但《晏子春秋》這部著作，據後人考證並不是晏子所作，所以“飲茶始於春秋”也難據此成立。
其後，萬蔚亭編輯《困學紀聞集證》卷八下記載：“（槐安）今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三戈五卵苔菜，考《禦覽》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入茗事中……”但同樣的，在文獻中雖然出現了“茗”，但既然是說“茗茶”，恐怕也就不是“茗飲”之茗了，所以茗飲之事也就不見於經傳了。
後人考證又引用當時文獻中“誰為茶苦”的詩句，作為飲茶的證明。卻仔細考查發現，這裏的茶應該是苦菜的茶，而並不是“荼苦”的茶。這樣看來，春秋戰國時期似乎沒有飲茶之風。所以《周禮·天官·家宰第一》中講述漿人供王的六飲隻有：“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酉。”
所以，從這些史料中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在春秋時期應該還沒有飲茶。
五、秦漢說
明代《楊慎記》中曾記載道：“西漢裏真，俗姓吳氏，修活民之行，種茶蒙頂。”也就是說，西漢時的吳理真開始在蒙頂山種茶。此外還有多處史冊記載當時已經有人種植茶，譬如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中記載到：“西漢時，有僧自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