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天又幹，米糧大漲價，並且不容易買到手。於是乎一群一群的貧民一麵搶米倉，一麵“吃大戶”。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這叫做“吃大戶”。“吃大戶”是和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杆的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隻好認了。那回一直這樣吃了兩三天，地麵上一麵趕辦平糶，一麵嚴令禁止，才打住了。據說這“吃大戶”是古風；那麼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吧。
但是儒家對於吃飯卻另有標準。孔子認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為仁政的根本；這因為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然而他們論到士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樂在其中”，又稱讚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為“孔顏樂處”，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為理想而忍饑挨餓的精神。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孟子一方麵不讚成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方麵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戰國時代的“大丈夫”，相當於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為了吃飯而掙紮著。因此士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為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
伯夷、叔齊據說反對周武王伐紂，認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這也是隻顧理想的節而不顧吃飯的。配合著儒家的理論，伯夷、叔齊成為士人立身的一種特殊的標準。所謂特殊的標準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標準；士人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這地步，但是能夠做到這地步最好。
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這標準更成了一般的標準，士人連婦女都要做到這地步。這就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原來是論婦女的，後來卻擴而充之普遍應用起來，造成了無數的慘酷的愚蠢的殉節事件。這正是“吃人的禮教”。人不吃飯，禮教吃人，到了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
士人對於吃飯卻還有另一種實際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倆都做了大官，住宅挨著。宋祁那邊常常宴會歌舞，宋郊聽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說，問他還記得當年在和尚廟裏咬菜根否？宋祁卻答得妙：請問當年咬菜根是為什麼來著！這正是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兒得好；“兼善天下”於是成了個幌子。照這個看法，忍饑挨餓或者吃粗飯、喝冷水，隻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兒。吃飯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數士人恐怕正是這麼在想。不過宋郊、宋祁的時代，道學剛起頭，所以宋祁還敢公然表示他的享樂主義；後來士人的地位增進，責任加重，道學的嚴格的標準掩護著也約束著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們大多數心裏盡管那麼在想，嘴裏卻就不敢說出。嘴裏雖然不敢說出，可是實際上往往還是在享樂著。於是他們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眾。
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天又幹，米糧大漲價，並且不容易買到手。於是乎一群一群的貧民一麵搶米倉，一麵“吃大戶”。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這叫做“吃大戶”。“吃大戶”是和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杆的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隻好認了。那回一直這樣吃了兩三天，地麵上一麵趕辦平糶，一麵嚴令禁止，才打住了。據說這“吃大戶”是古風；那麼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吧。
但是儒家對於吃飯卻另有標準。孔子認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為仁政的根本；這因為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然而他們論到士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樂在其中”，又稱讚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為“孔顏樂處”，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為理想而忍饑挨餓的精神。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孟子一方麵不讚成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方麵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戰國時代的“大丈夫”，相當於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為了吃飯而掙紮著。因此士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為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