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卻也引起了某種十分尖銳的文化和觀念的衝突。例如，在拉吉沙希省偏遠鄉村塔那帕拉村，有座由瑞典政府在孟加拉國獨立不久的1972年援建的紡織服裝廠，生意火紅，成為促進偏遠鄉村經濟發展的典型。
這座工廠現在完全由本地人經營管理，所生產的產品全部出口，銷路很好，因此為這一偏僻地區的婦女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當地的許多婦女都在這座工廠做工，從事紡紗、織布、製衣和刺繡工作，所獲報酬不菲，生活自然隨之蒸蒸日上。類似的情況在孟加拉農村還有不少，為此作出重要貢獻的是“孟加拉農村進步委員會”。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以促進社會發展為目的的民間機構之一，主要由本國人掌管，但引進不少外資。改善婦女經濟狀況、提高婦女社會地位、推廣現代教育是其工作重點。到目前為止，已有近九十萬婦女得到該會的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優惠貸款，從事各種農副業生產，有七十餘萬兒童在該會所辦的以科學教育為主而不是以傳統宗教教育為主的小學上學。
該會還完成了許多社會建設,在飲水、衛生、婦幼保健、生態保護等方麵都做了大量工作。意義尤為重大的是，農村進步委員會看到全國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婦女是文盲這一嚴重的事實，在廣大農村婦女中開展了掃盲活動，教會她們簡單的讀寫和計算，使她們對婦女的地位和尊嚴有了初步的意識。
其中有些人已開始要求自己安排自己的財產，甚至要求自己安排自己的命運，不甘心再受始終至高無上的男性（父權）的擺布。在家庭中，婦女開始有了較從前為多的發言權,與丈夫爭吵時因有工作保障而不必擔心被逐出家門後生活無著。
這些都使孟加拉國農村婦女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為避免無謂的爭端，農村進步委員會小心翼翼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向女工保證她們不必與男工一起做事，祈禱時間可以暫時停工禱告，每逢齋月可以調整上班時間等等，以消弭衝突。
但是，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依然產生了嚴重的價值衝突，農村進步委員會麵臨著激烈的反對和巨大的壓力。有些地方的宗教首領甚至宣布如果妻子參加了該會的工廠和信用合作社，丈夫便可將其“休掉”。
一些家長還將子女從該會辦的學校帶回，重入以宗教教育為主的傳統學校。在個別地方，這種新式學校甚至被人燒毀。由於孟加拉是伊斯蘭國家，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穆斯林，不少人恪守“原教旨”的訓誡，始終無法接受婦女走出家庭、“科學”重於“宗教”的觀念。
越是貧窮的地方，這種傳統觀念也越強烈。許多堅持原教旨主義的人士認為這是發達國家(西方)在經濟援助的名目下向發展中國家(非西方)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是西方世俗主義向本土傳統宗教的挑戰,將在不知不覺中破壞本土傳統文化價值，進而破壞立國之本的宗教意識形態。簡言之，實際是一種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
同一件事，學者們可以用不同的理論框架進行“解讀”，得出不同的結論。
倘用源於當代西方，但現如今在吾邦也開始“摩登”（modem)起來的“後現代（post-modernism)話語”來說，這也就是所謂“後殖民”，是將“自身文化”(男尊女卑)“他者化”（男女平等）的“文化策略（陰謀)”，所以必須嚴加批判、堅決抵製。
若進一步依時下國內學界頗為流行的那種“照貓畫虎”“依葫蘆畫瓢”式的“後學”和“新左派”理論對“戒纏足”、“廢割禮”、“摘麵紗”參加工作進行解讀，庶幾可得出如此結論:近代中國由傳教士首先發動的“戒纏足”和現在非洲正在進行的與跨國公司和一些國際組織關係密切的“廢割禮”，引進外資“脫貧致富”引起的婦女地位的提高、摘下麵紗……
都是對這些民族國家主權的粗暴侵犯，如當年慈禧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下令解散包括“不纏足會”在內的各種社團，但西方在華婦女在華的“天足會”就是不解散，而且還大量發展中國會員，大力宣傳“廢纏足”，而中國的清政府卻對其無可奈何，這分明是對中國主權的公開侵犯……
而且，這些也正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和跨國公司進行的“殖民”和“後殖民”的體現和證明，它們以現代性的虛偽的啟蒙、理性為標準將東方br第三世界的傳統和習俗斥之為蒙昧、野蠻、不衛生，實質仍是西方中心論,用西方的“能指”來指稱東方的“所指”，是西方價值觀念的橫向移植。
福柯（MichelFoucault)對西方的啟蒙、理性和醫療衛生已有深刻解構，指出這些統統都是一種控製手段，我們要破除纏足、割禮有害身體的現代性“迷思”……名模迪裏已“他者化”成為跨國公司的符碼，成為西方各大傳媒製造的一個符號，其功能與當年在華傳教士並無二致，甚至“更壞”，起到外來的“他者”起不到的作用，斯皮瓦克(CayatriSpivak)認為是西方女性主義的認知係統的表現，法農(FrantzFanon)更認為對本土父權製的批判有瓦解反對殖民主義的負作用，要女性揭開麵紗是西方殖民主義的預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