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根據什麼區別不同民族問題的革命性和反動性？就是根據它的階級內容和曆史條件。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從來沒有某種脫離階級鬥爭的單純的民族運動。反滿作為一種民族運動，它隻能是當時階級鬥爭主流裏隨風起伏的浪波。清代全部曆史都證明了這一點。清初到辛亥革命之前，階級鬥爭的主流經曆了兩個不同時期。反滿鬥爭也隨著曆史的發展變化而有不同的階級內容。
清政府在全國建立統治權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反滿問題和地主階級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鬥爭聯係在一起。它是從屬於地主階級內部鬥爭的。
其時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暫時趨向緩和，地主階級內部新舊地主勢力之間爭奪統治權的矛盾猛烈加劇。清朝入關，許多中小地主轉向擁護這個新政權，形成地主階級中反明擁滿的一派。清朝的統治就是受到這些中小地主或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穩定下來的。早期的如陳名夏、譚泰，稍晚一點的如李光地、湯斌、徐乾學、高士奇等，他們是這一派的著名人物。擁明反滿派地主則在很長一個時間裏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對抗。若幹地主知識分子利用儒家學說，特別是發揮“夷夏之防”的春秋大義，宣傳仇滿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會等秘密結社武裝起事，“反清複明”成為天地會的口號就是來源於此。清政府針鋒相對，興文字獄對付反滿宣傳，用武力鎮壓會黨反抗活動。文字獄自順治五年毛重倬等刻製藝序案起，至乾隆五十三年賀世盛篤口策案，多至80起。牽連既廣，根究窮治。會黨起事更是無例外的遭到鎮壓，殘酷無比。18世紀末19世紀初，文字獄告一段落，地主知識分子參與的會黨鬥爭也顯著減少。嘉慶年間胡秉耀、丘天澤等在江西奉朱毛俚起事失敗，是這種鬥爭的尾聲。相傳是胡秉耀在獄中寫給江西巡撫阮元的幾首詩，那上麵全是“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一類的詞句，把反滿派地主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情感表現得非常鮮明。地主階級的反滿鬥爭不是打擊、推翻封建統治的問題，而是爭的由誰來做皇帝，由哪一派地主當權來維護封建統治的問題。因此，這時的反滿運動便不是一種革命運動。雖然反滿鬥爭也有暴露封建社會內部矛盾，削弱當權派的意義，但事情的性質並不由此而改變。
19世紀初到這個世紀末年，階級鬥爭已經處於另一種形勢之下。變化的關鍵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尖銳化，農民革命的興起。地主階級內部的各派進一步聯合起來抵抗農民革命。反滿這麵旗幟從此成了農民號召群眾的旗幟。
斯大林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根據什麼區別不同民族問題的革命性和反動性？就是根據它的階級內容和曆史條件。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從來沒有某種脫離階級鬥爭的單純的民族運動。反滿作為一種民族運動，它隻能是當時階級鬥爭主流裏隨風起伏的浪波。清代全部曆史都證明了這一點。清初到辛亥革命之前，階級鬥爭的主流經曆了兩個不同時期。反滿鬥爭也隨著曆史的發展變化而有不同的階級內容。
清政府在全國建立統治權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反滿問題和地主階級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鬥爭聯係在一起。它是從屬於地主階級內部鬥爭的。
其時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暫時趨向緩和，地主階級內部新舊地主勢力之間爭奪統治權的矛盾猛烈加劇。清朝入關，許多中小地主轉向擁護這個新政權，形成地主階級中反明擁滿的一派。清朝的統治就是受到這些中小地主或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穩定下來的。早期的如陳名夏、譚泰，稍晚一點的如李光地、湯斌、徐乾學、高士奇等，他們是這一派的著名人物。擁明反滿派地主則在很長一個時間裏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對抗。若幹地主知識分子利用儒家學說，特別是發揮“夷夏之防”的春秋大義，宣傳仇滿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會等秘密結社武裝起事，“反清複明”成為天地會的口號就是來源於此。清政府針鋒相對，興文字獄對付反滿宣傳，用武力鎮壓會黨反抗活動。文字獄自順治五年毛重倬等刻製藝序案起，至乾隆五十三年賀世盛篤口策案，多至80起。牽連既廣，根究窮治。會黨起事更是無例外的遭到鎮壓，殘酷無比。18世紀末19世紀初，文字獄告一段落，地主知識分子參與的會黨鬥爭也顯著減少。嘉慶年間胡秉耀、丘天澤等在江西奉朱毛俚起事失敗，是這種鬥爭的尾聲。相傳是胡秉耀在獄中寫給江西巡撫阮元的幾首詩，那上麵全是“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一類的詞句，把反滿派地主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情感表現得非常鮮明。地主階級的反滿鬥爭不是打擊、推翻封建統治的問題，而是爭的由誰來做皇帝，由哪一派地主當權來維護封建統治的問題。因此，這時的反滿運動便不是一種革命運動。雖然反滿鬥爭也有暴露封建社會內部矛盾，削弱當權派的意義，但事情的性質並不由此而改變。
19世紀初到這個世紀末年，階級鬥爭已經處於另一種形勢之下。變化的關鍵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尖銳化，農民革命的興起。地主階級內部的各派進一步聯合起來抵抗農民革命。反滿這麵旗幟從此成了農民號召群眾的旗幟。
嘉慶年間白蓮教暴動是農民鬥爭大爆發的第一聲。鴉片戰爭以後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更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峰。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仍是農民戰爭。反滿鬥爭這時不但是處在農民革命高漲的年代裏，而且農民革命對反滿問題采取的態度，也正保持著農民的樸素本色。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反滿色彩都很淡薄，沒有把反對滿族作為鬥爭目標。反映地主階級反滿派要求的“反清複明”，在這些鬥爭裏早已銷聲匿跡。白蓮教的口號是“官逼民反”。義和團先是號稱“扶清滅洋”，後來改為“掃清滅洋”。太平天國號召反滿，但是與地主階級煽動狹隘的民族情緒大不相同。太平天國的詔旨等正式文告裏有斥責“胡奴”、“韃狗”的詞句。它與《天朝田畝製度》中體現的徹底廢除封建土地製度的革命要求相比，就顯得是微不足道。早期以楊秀清、蕭朝貴名義發布的《奉天討胡檄》是一篇充塞仇滿議論的文字。文中引經據典、大掉書袋的格調和屢稱“諸公”如何如何的內容，與太平天國其他文字區別那麼明顯，一望而知，是出於新附太平軍的封建文人之手。太平天國的反滿色彩淡薄，辛亥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評論家也指出過。照他們的說法，洪楊起事，參加者都以獲得財物為目的。他們打擊的對象根本沒有滿漢的界限。反過來出死力抵抗、破壞太平天國的，絕大多數都是漢人，足見當時種族之見很薄弱。決定農民革命對反滿保持這種態度的，是農民與地主兩個階級壁壘分明，對農民來說，唯有地主階級的存在，地主占有土地，是他深受壓迫、剝削的根源。因此，農民反抗的目標是對著地主階級統治勢力，而不是反抗這個勢力中的滿族或者漢族統治者。農民戰爭是打擊封建統治，推動曆史前進的，伴隨著農民戰爭的反滿鬥爭也就具有革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