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峰的姿態
刁鬥
上個世紀快結束時，有一天，在孫惠芬家，她去廚房做飯之前，順手塞我幾頁打印的小說。當時，孫惠芬是一家雜誌的小說編輯。那小說不長，四五千字，我眨眼工夫就看完了，看完我便衝進廚房，問孫惠芬對它有何評價。孫惠芬說，她覺得這小說有種銳利的好，但領導卻認為那銳利壞，她希望我幫她判斷一下，這小說“銳利”得究竟怎樣。那時我不是個沉穩的男人，現在也不是。我當即在狹小的廚房裏喊叫起來，說這小說太獨特了，有毛病也該視而不見……我記得，當時我讚美那小說像讚美祖國，或讚美“四化”與改革開放，尤其聽孫惠芬講它的作者塗鴉小說隻是啼聲初試時，我的判語裏，“天才”這種詞都跑了出來。我逼迫在場的另幾位朋友，逐一通讀那篇小說，然後，便把孫惠芬家的那頓午餐吃成了漫長的小說研討會，雖然作者沒來分發紅包。
不必再多說，那小說的作者，自然就是李月峰了。
現在想來，那小說的身上是有硬傷的，盡管我早忘了它叫什麼名字和寫的什麼——那硬傷，不該影響它發表麵世，但會降低它優秀的成色。那麼，既然我清楚，它並非大好隻是小好，為什麼鼓吹它時，還歌功頌德得那麼凶呢？
中國小說，在上世紀後期，遠遠沒用二十年時間，就走完了或者說放棄了求新圖變的進取之路。百年之前拜師西方時，還戴過一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功利主義冠冕，可百餘年後的二度學步，則倉促得隻肯蜻蜓點水，連山寨版贗品貨，都沒耐心做得逼真。於是，在許多人那裏，在許多時候，小說這門充滿無窮可能性的敘事藝術，隻能收回高遠的心性，再度老調重彈地去與評書故事勾肩搭背，與新聞報道互送秋波。當然仍有些藝術的盜火人與文學的探險者，把諸多有益的寫作資源積累了下來，可那些本來就殺傷力有限的思想武器與斑斕度微弱的技藝華彩，傳承到世紀末時，在無知的詆毀與有意的抵禦麵前，已經變得不倫不類，已經有些似是而非。恰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李月峰這個新科的小說劍客，匹馬殺上了文學的戰陣，她揣著理想主義的好奇和勇氣，帶著浪漫主義的頑皮與固執，有點兒莽撞地，一頭就撲進了求新圖變的搏擊沙場。如此，作為一個早她出戰的精神同道，我沒法不把為她搖旗呐喊當成責任，把鼓吹她當成自我勉勵的另一種形式。
後來，我與李月峰就認識了，再後來，在多家文學雜誌上，我又讀到了她敘述圓熟的或瑕疵醒目的多篇小說。對她的創作，我一概喜歡，既因為她刻薄的悲憫與惡毒的溫情有種直指人性的銳利鋒芒，更因為，她小說的底色，完全由濃重的自我意誌塗抹而成：她疼痛由衷，悲苦由衷，自得其樂同樣由衷。自從開始小說的長旅，她肯定像許多孤獨的跋涉者一樣，體驗過各種外在於藝術倫理的掣肘和滯礙，可從她小說中我看到的卻是，對流行與時潮，她始終不解風情，對真實和純粹，她堅決一見如故。這種始終和堅決所凝結的，是一種我手寫我心的銳利的姿態，而我相信，正是這種姿態，才確保了在逝去的十五六年裏，她沒浪擲和辱沒自己良好的藝術直覺，不光頑強地炮製出了眾多“銳利”的小說，更堅守和光大了她對“銳利”的理解與忠誠。
如今，在結識李月峰多年以後，我願意把對她姿態的欣賞，等同於欣賞小說所秉持的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