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處在中國社會第一個劇烈的轉型期，“大道不行”，世風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喚、熱切的期待中走進人們的視野的。但他隻是陳說利害、指點迷津，可以讓人清醒，卻很少開出拯時救世的藥方。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異。魯迅先生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莊子就正是讓人痛苦的。
曆史上，莊子不斷地現身，這次是在他沒世兩千三百年後。《逍遙遊——莊子傳》也可以說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它也趕上了劇烈的社會轉型期。說得不見得準確，我覺得現在恰逢四個大的氣候：一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現異化，“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莊子語）的現象較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傳統文化遭遇過最大的困厄之後，現出複蘇的勢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學熱”；三是十八大以來，反貪腐一直處於高壓態勢，“官場大地震”，“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覺，進而引起對莊子的關注與青睞，想到莊子的一些警示：認識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減法”，知止知足，戒貪戒得；開始感到後悔：如果早一點聽他老人家一句話，“斷念”也好，收帆、煞車也好，也許不致覆亡，不致翻車。四是麵對嚴重而普遍的生態危機，想到莊子的尊重自然、愛護自然、順應自然、複歸自然的主張，進一步增強可持續發展與環保意識。
不過，解讀莊子也並非易事。它類似佛禪，不是學術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輸不行，必須依靠心性解悟，有賴於生命體驗，和人生閱曆有關。同他打交道的，一般都是過來人，像《紅樓夢》中說的“翻過筋鬥來的”。我呢，從小受父親、叔父的影響；後來又遭遇過挫折，得過大病；個性淡泊，所謂“鷗鷺不爭車馬道”。應該說，解讀《莊子》有些便利。這有過去寫的關於莊子、嚴子陵、李白、楊升庵、曾國藩等人的散文為證。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聽過我的《莊子善做減法》的講座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講座隻有充閭能做。”
我們在看到莊子的正麵效應的同時，也不可忽略他的負麵影響。他是一把“雙刃劍”。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熱衷，往往持相對主義態度，會走向散淡、消極。當然，莊子的價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異於佛禪。佛禪是幹脆避開，“跳出三界外”，隱入白雲中；莊子則是“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間世，任我逍遙遊。佛禪不立文字，莊子留下了一部書。這種處世立身態度，對我也有一定影響。從小我就立誌，要當作家，通過作品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作出貢獻，決不能避世、消極。這樣，事也做，官也當，書也寫；但不熱衷躁進，更不同流合汙，特別看重立德修身，保持名節，堅守人格。
莊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處在中國社會第一個劇烈的轉型期，“大道不行”，世風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喚、熱切的期待中走進人們的視野的。但他隻是陳說利害、指點迷津，可以讓人清醒，卻很少開出拯時救世的藥方。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異。魯迅先生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莊子就正是讓人痛苦的。
曆史上，莊子不斷地現身，這次是在他沒世兩千三百年後。《逍遙遊——莊子傳》也可以說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它也趕上了劇烈的社會轉型期。說得不見得準確，我覺得現在恰逢四個大的氣候：一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現異化，“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莊子語）的現象較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傳統文化遭遇過最大的困厄之後，現出複蘇的勢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學熱”；三是十八大以來，反貪腐一直處於高壓態勢，“官場大地震”，“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覺，進而引起對莊子的關注與青睞，想到莊子的一些警示：認識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減法”，知止知足，戒貪戒得；開始感到後悔：如果早一點聽他老人家一句話，“斷念”也好，收帆、煞車也好，也許不致覆亡，不致翻車。四是麵對嚴重而普遍的生態危機，想到莊子的尊重自然、愛護自然、順應自然、複歸自然的主張，進一步增強可持續發展與環保意識。
不過，解讀莊子也並非易事。它類似佛禪，不是學術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輸不行，必須依靠心性解悟，有賴於生命體驗，和人生閱曆有關。同他打交道的，一般都是過來人，像《紅樓夢》中說的“翻過筋鬥來的”。我呢，從小受父親、叔父的影響；後來又遭遇過挫折，得過大病；個性淡泊，所謂“鷗鷺不爭車馬道”。應該說，解讀《莊子》有些便利。這有過去寫的關於莊子、嚴子陵、李白、楊升庵、曾國藩等人的散文為證。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聽過我的《莊子善做減法》的講座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講座隻有充閭能做。”
我們在看到莊子的正麵效應的同時，也不可忽略他的負麵影響。他是一把“雙刃劍”。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熱衷，往往持相對主義態度，會走向散淡、消極。當然，莊子的價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異於佛禪。佛禪是幹脆避開，“跳出三界外”，隱入白雲中；莊子則是“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間世，任我逍遙遊。佛禪不立文字，莊子留下了一部書。這種處世立身態度，對我也有一定影響。從小我就立誌，要當作家，通過作品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作出貢獻，決不能避世、消極。這樣，事也做，官也當，書也寫；但不熱衷躁進，更不同流合汙，特別看重立德修身，保持名節，堅守人格。
老子有句名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實際上說的是有所不為。他還說“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一般人隻看到“不爭”二字，殊不知“不爭”前麵還有個“為”字。不與別人爭一日之短長，集中精力於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業。這種“為”的結果，是取得他人難以企及的實質性的勝利。這就應了老子的另一句名言：“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為而不爭”，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莊的“多做減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簡單，戒奢靡。汲取這些前賢往哲的智慧，我在退休之後，追求一種詩性情態，借用兩句宋詩：“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