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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頭城下來，前頭的路斷了。是在帕米爾高原，在塔什庫爾幹的八月。我取出饢，半塊西瓜，潦草地打發了那個午後。日光太亮。白色的風吹向巴基斯坦，或印度。石頭城懸在半空，像荒涼的月球表麵，記錄著過往的征伐和異族的更迭。更遠處，時間流淌，雪山堆積，光芒放射，一簇巨鷹安坐天庭。我知道，其中一座雪山是慕士塔格。它是“冰山之父”。
前頭的路斷了，我被困在蔥嶺一帶，靠一張地圖取暖。
次年秋末，我懷著繾綣的心理，又一次橫穿沙漠、戈壁，進入了邊疆北部。在第一場寒流和疾雪前，我在金箔打製的阿勒泰一帶飲酒、唱歌，走街串巷，靜等一位失約的人。在凜冽的風俗中，我辨識著異族的字母、酒精的刻度和羊肉的膻腥，在一堆牛糞爐火前搓手。天空沸騰，遷徙的鳥群撲麵而來。是的，我遭逢了一位牧蜂人。他率領一群群空氣中的青銅器，奔逐於邊境線上。他笑曰：“我要釀造！”
是誰說過：南方和北方，其實是同一卷書？如此了，我身體中的這一卷地圖，越來越薄，越來越線路模糊，幾近於透明。我在輾轉忐忑的途中，修訂了我的詞彙表，糾正了方向，刻畫出了我詩歌的地理。我在一個人的地理中禮拜、敬畏、奔行不止。我還明白——一個人的地理就是這個人的宿命。
說到底，詩人不是一種職業，更不是一份榮譽。乃是一種前定的性格。
我想往一種詩歌：像西北穆斯林的“花兒”一樣簡潔；像蒙古族的長調一樣婉轉；像藏族的民歌一樣抒情；像我的母語——每一個漢字那樣凝練，奪人魂魄。在現在進行時的同場競技中，允許我使用減法，一退再退，回到大陸的腹地深處。
並持有我自己的一份詩歌地理。
相同的理由，羅伯特·布萊卻這樣訴說：“悲痛是為了什麼？在那遙遠的北方。”廣天之下，在旱塬溝壑裏背起幾麵山上的肥雪，等待來年飲用的穆斯林兄弟們也如此漫唱——花兒本是自家的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子拿來頭割下，不死，還是這個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