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日本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英語中的“禪”這個詞卻來自日語，我曾向一些美國朋友講過，禪宗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他們開始都不相信。現在日本的一些東西已經開始影響歐美了，因此，越是想保持不變，實際上越是導致落後，曆史就是這樣。
記者：也就是說，從表麵上來看，一些人的言辭看似愛國最深，但實際上卻是誤國最深，對嗎？
雷頤：不錯。越是想用一種封閉保守的形式保護自己的傳統就越會導致停滯落後，中國最主要的毛病就在於防弊，總是想盡量防弊，我記得梁啟超曾說中國積弱在於防弊。
但有時你無法斷定哪是弊哪是利，如修鐵路當時就遭到激烈反對抵製，以前認為是弊的現在卻認為是利，反之亦然。所以好多東西開始都認為它們是弊，首先是自己抱著一種設防的態度，這樣適得其反。
但中國曆史卻有一個讓人感慨萬端的奇特現象，那就是像倭仁這樣認為中國既不能修鐵路也不能建海軍的頑固派被認為是愛國主義，其實這最多隻不過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從根本上來講，他們那一套才是對中國有害、對民族有害的。
記者：那麼你認為造成這種病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雷頤：首先我覺得從傳統觀念上始終是天朝上國心態，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央，其他都是化外之邦，非常野蠻，所以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的，即使在事實麵前也隻承認別人的技術比我們強，而且還稱為奇技淫巧，而整個精神文明還是我中華最好，所以即使被迫打開國門，它的開放也是很有限的，隻承認別人的技術強稍微進入到製度層麵就非常困難了。
清末統治者總喜歡把保種和保教、保國和保教聯在一起，有的人說學習西方結果孔孟之教沒了，那麼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意義呢？而維新派則認為，如果國都亡了，教還能存在嗎？
記者：正是清末統治者這種政策導致國門被迫打開後，西方腐朽的東西洶湧而入，西方文明的精髓卻被拒之門外。而且因此也似乎有了排外的理由。
雷頤：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清末義和團運動便是典型，無論是從清朝統治者還是廣大群眾來看，都有可啟迪的東西。清朝企圖利用義和團的民族主義浪潮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肯定要超過政府的控製和限度，危及統治者；作為民眾開始很高興，而沒有想到是一種利用，超過一定程度便會遭到統治者鎮壓。
狹隘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誤國的東西，而且它很容易蠱惑人，好像在道德上最能站得住腳，這些人很精明，總是把技術性的東西上升到道德的層麵，比如修鐵路會導致綱常淪喪，至於怎麼會如此並沒有推導。
比如說，日本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英語中的“禪”這個詞卻來自日語，我曾向一些美國朋友講過，禪宗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他們開始都不相信。現在日本的一些東西已經開始影響歐美了，因此，越是想保持不變，實際上越是導致落後，曆史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