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小說裏，我們已無法看到故事情節的合理性，所謂的人物性格也變得異常模糊，餘華所極力推崇的敘事場景隻有兩個片段：一是“我”在暮色裏尋找可以安身的旅館時的焦灼和絕望，一是為保護司機的蘋果而主動反抗的“英雄式”的義舉。盡管這兩個場景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因果關聯，但它們在終極目標上都指向了“我”的遠行意義——那不隻是生存的殘酷和狡黠，還包含了個人成長中價值啟蒙與現實秩序的尖銳對抗。說穿了，就是對正常的道德倫理進行了一次有力的顛覆和消解，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日常的價值啟蒙與真正的現實生存之間所存在的巨大錯位。正是這種錯位，導致了“我”在這場成人儀式中成為荒誕現實的一個注解。
《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也是展示了這樣一個無從左右的存在命題。“我”在溫暖的被窩裏享受著嚴冬的寧靜，結果卻被一個陌生的壯漢撞開了房門，並進而成為一個毫不相識的死者的“好友”，在寒風中為他奔喪，還要替他的母親撫慰喪子之痛，“我就這樣坐在這個剛才看了一眼但又頃刻遺忘的死人身旁。我到這兒來並非是我自願，我是無可奈何而來”。這裏，陌生的壯漢仿佛是命運送給“我”的一條繩索，是生命中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砝碼。他一出現，“我”便被牢牢地係在這根繩索之上，失去了所有的選擇權。在這篇小說中，餘華同樣剔除了所有故事的合理性背景，敘事始終沿著不可思議的邏輯情境向前層層推進，並最終將“我”置入一種無法反抗或不忍反抗的生存境域中，使“我”的內心秩序與置身的現實秩序之間，形成一種奇特的錯位狀態。這種錯位狀態，在《死亡敘述》和《四月三日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怵目驚心。《死亡敘述》中的卡車司機“我”多年前撞死了一個孩子，雖然最終他選擇了逃逸並因此而安然無事，內心卻一直受到巨大的折磨，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長大後那雙黑亮的眼睛，以及他在學騎自行車時驚恐地叫“爸爸”時，“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事故現場，靈魂備受譴責。正是在這種“責任”和“道義”的驅動下，當“我”再次撞死一個女孩時，便毫不猶豫地抱起女孩的屍體來到附近的村莊，請求家長的寬恕和原諒，結果在女孩家人的鋤頭、鐮刀和鐵耙的攻擊下，結束了生命。小說在第一句中便動用了“命中注定”這個詞語，似乎在演繹某種因果報應式的災難命運，展示了罪與罰的終極輪回，但是，它在敘述中真正撕開的，卻是一種日常倫理中的道義、人性中的罪惡感與現實暴力之間的巨大衝突。而這種衝突，隻有在“我”死了時，才獲得真正的平靜和解脫。於是，小說的最後一句寫道：“我的鮮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樹隆出地麵的樹根。我死了。”這種鮮血的意象，既指向蒼茫的曆史，又延伸到無窮的未來。它不隻是“我”的命運，同時也是人類真實的困境。
在這篇小說裏，我們已無法看到故事情節的合理性，所謂的人物性格也變得異常模糊，餘華所極力推崇的敘事場景隻有兩個片段：一是“我”在暮色裏尋找可以安身的旅館時的焦灼和絕望，一是為保護司機的蘋果而主動反抗的“英雄式”的義舉。盡管這兩個場景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因果關聯，但它們在終極目標上都指向了“我”的遠行意義——那不隻是生存的殘酷和狡黠，還包含了個人成長中價值啟蒙與現實秩序的尖銳對抗。說穿了，就是對正常的道德倫理進行了一次有力的顛覆和消解，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日常的價值啟蒙與真正的現實生存之間所存在的巨大錯位。正是這種錯位，導致了“我”在這場成人儀式中成為荒誕現實的一個注解。
《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也是展示了這樣一個無從左右的存在命題。“我”在溫暖的被窩裏享受著嚴冬的寧靜，結果卻被一個陌生的壯漢撞開了房門，並進而成為一個毫不相識的死者的“好友”，在寒風中為他奔喪，還要替他的母親撫慰喪子之痛，“我就這樣坐在這個剛才看了一眼但又頃刻遺忘的死人身旁。我到這兒來並非是我自願，我是無可奈何而來”。這裏，陌生的壯漢仿佛是命運送給“我”的一條繩索，是生命中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砝碼。他一出現，“我”便被牢牢地係在這根繩索之上，失去了所有的選擇權。在這篇小說中，餘華同樣剔除了所有故事的合理性背景，敘事始終沿著不可思議的邏輯情境向前層層推進，並最終將“我”置入一種無法反抗或不忍反抗的生存境域中，使“我”的內心秩序與置身的現實秩序之間，形成一種奇特的錯位狀態。這種錯位狀態，在《死亡敘述》和《四月三日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怵目驚心。《死亡敘述》中的卡車司機“我”多年前撞死了一個孩子，雖然最終他選擇了逃逸並因此而安然無事，內心卻一直受到巨大的折磨，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長大後那雙黑亮的眼睛，以及他在學騎自行車時驚恐地叫“爸爸”時，“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事故現場，靈魂備受譴責。正是在這種“責任”和“道義”的驅動下，當“我”再次撞死一個女孩時，便毫不猶豫地抱起女孩的屍體來到附近的村莊，請求家長的寬恕和原諒，結果在女孩家人的鋤頭、鐮刀和鐵耙的攻擊下，結束了生命。小說在第一句中便動用了“命中注定”這個詞語，似乎在演繹某種因果報應式的災難命運，展示了罪與罰的終極輪回，但是，它在敘述中真正撕開的，卻是一種日常倫理中的道義、人性中的罪惡感與現實暴力之間的巨大衝突。而這種衝突，隻有在“我”死了時，才獲得真正的平靜和解脫。於是，小說的最後一句寫道：“我的鮮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樹隆出地麵的樹根。我死了。”這種鮮血的意象，既指向蒼茫的曆史，又延伸到無窮的未來。它不隻是“我”的命運，同時也是人類真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