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那麼您畢業後就開始了教學生涯，是這樣嗎？
答：是的，當時楊先生和我商量，他說學德語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所以他希望我留下來協助他從事德語教學。於是，從1948年起，我開始在清華大學給楊業治先生做助教。當時做助教就像個學徒一樣，不是你剛留校就馬上可以上課。現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課教德語，這一點我是絕對反對的，一個研究生要上課的話，必須有教師來指導；幾個研究生在一起集體備課，共同討論課堂上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做學徒的時間還是比較長的，每天跟著楊先生一起去上課，楊先生在上麵講課，我坐在第一排，幫著他擦黑板，收作業，改作業。同時聽他上課，那些課本來我都聽過，已經耳熟能詳。後來有一次，楊先生生了病，他便讓我給他代課，我當時真的不敢登台教課，戰戰兢兢地問他能否另外找人。他便鼓勵我。後來我就慢慢地進入了教學狀態。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我便和楊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係。算起來我一共在清華教了四年德語。
問：請您談談您所理解的外語學習和外語教學。
答：外語學習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不是看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一個你能夠做什麼的問題。學德語並不是看你對德語語法規則有多麼熟悉，認得的單詞有多少個。這絕對不是一隻手從口袋裏抓出一把單詞，另一隻手從另一隻口袋裏抓出幾條死背的語法規則，然後按著規則把單詞一裝就是德語了。相反，語言是活生生的，所以我看到校外一些關於外語教學的廣告，什麼“瘋狂英語”之類的，我覺得那是無稽之談。
我在西方語言文學係當過係副主任，之所以讓我當，可能因為我到國外喝了一點洋墨水吧！那時係主任是馮至先生，他自己的寫作工作很重，社會活動較多，他需要我協助他的係務工作，讓我負責的就是教學工作，這件事我管了十幾年。我經常組織教學經驗交流，聽課，檢查教學質量。我覺得，雖然目前在外國語學院裏各個專業都獨立成係了，還是應該加強互相的教學經驗交流。在外語教學法上，我們嚐試過很多。外語的方法論（Methodik）是一門學問，可以說，學外語和教外語本身就是一個方法問題。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因為我教了那麼多年的外語，搞了那麼多的教改，我們的外語係科擁有那麼多的全國第一流的有經驗有學問的老師。他們創造的方法和經驗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隨便否定的。
那時我看過很多國外關於教學法的書籍，比如關於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巴甫洛夫不僅研究了動物的條件反射，而且還探討了人類的高級神經活動，提出了語言是“第二信號係統”的概念，首次說明語詞對人類的條件刺激作用。每個人的母語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條件反射，外語學習就是要把對外語的反應變成一種類似母語的條件反射，也就是建立“第二信號係統”問題。後來我們又拋棄了由這種理論導出的外語和母語對比的翻譯法，采取了瑞士語言學家德·索緒的結構主義的描述法，撇開母語使用所學外語的句型模仿來教外語，此外我們還根據教學實踐創造了“聽說領先，讀寫跟上”等方法來教外語，編教材。所以北大的外語，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和教學方法的，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把我們的教師自己創造的成績和成果，在現在盛行的實用主義大潮中白白地拋棄了。這是我對現在外語學院各級教學領導的忠告。
問：那麼您畢業後就開始了教學生涯，是這樣嗎？
答：是的，當時楊先生和我商量，他說學德語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所以他希望我留下來協助他從事德語教學。於是，從1948年起，我開始在清華大學給楊業治先生做助教。當時做助教就像個學徒一樣，不是你剛留校就馬上可以上課。現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課教德語，這一點我是絕對反對的，一個研究生要上課的話，必須有教師來指導；幾個研究生在一起集體備課，共同討論課堂上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做學徒的時間還是比較長的，每天跟著楊先生一起去上課，楊先生在上麵講課，我坐在第一排，幫著他擦黑板，收作業，改作業。同時聽他上課，那些課本來我都聽過，已經耳熟能詳。後來有一次，楊先生生了病，他便讓我給他代課，我當時真的不敢登台教課，戰戰兢兢地問他能否另外找人。他便鼓勵我。後來我就慢慢地進入了教學狀態。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我便和楊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係。算起來我一共在清華教了四年德語。
問：請您談談您所理解的外語學習和外語教學。
答：外語學習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不是看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一個你能夠做什麼的問題。學德語並不是看你對德語語法規則有多麼熟悉，認得的單詞有多少個。這絕對不是一隻手從口袋裏抓出一把單詞，另一隻手從另一隻口袋裏抓出幾條死背的語法規則，然後按著規則把單詞一裝就是德語了。相反，語言是活生生的，所以我看到校外一些關於外語教學的廣告，什麼“瘋狂英語”之類的，我覺得那是無稽之談。
我在西方語言文學係當過係副主任，之所以讓我當，可能因為我到國外喝了一點洋墨水吧！那時係主任是馮至先生，他自己的寫作工作很重，社會活動較多，他需要我協助他的係務工作，讓我負責的就是教學工作，這件事我管了十幾年。我經常組織教學經驗交流，聽課，檢查教學質量。我覺得，雖然目前在外國語學院裏各個專業都獨立成係了，還是應該加強互相的教學經驗交流。在外語教學法上，我們嚐試過很多。外語的方法論（Methodik）是一門學問，可以說，學外語和教外語本身就是一個方法問題。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因為我教了那麼多年的外語，搞了那麼多的教改，我們的外語係科擁有那麼多的全國第一流的有經驗有學問的老師。他們創造的方法和經驗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隨便否定的。
那時我看過很多國外關於教學法的書籍，比如關於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巴甫洛夫不僅研究了動物的條件反射，而且還探討了人類的高級神經活動，提出了語言是“第二信號係統”的概念，首次說明語詞對人類的條件刺激作用。每個人的母語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條件反射，外語學習就是要把對外語的反應變成一種類似母語的條件反射，也就是建立“第二信號係統”問題。後來我們又拋棄了由這種理論導出的外語和母語對比的翻譯法，采取了瑞士語言學家德·索緒的結構主義的描述法，撇開母語使用所學外語的句型模仿來教外語，此外我們還根據教學實踐創造了“聽說領先，讀寫跟上”等方法來教外語，編教材。所以北大的外語，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和教學方法的，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把我們的教師自己創造的成績和成果，在現在盛行的實用主義大潮中白白地拋棄了。這是我對現在外語學院各級教學領導的忠告。
現在，我敢說自己對德語是比較有把握的，英語呢，比德語差一點。現在有很多跟我學音樂的學生要出國留學，請我給他們用英語寫推薦信，我自己有顧慮，怕自己寫的推薦信拿出去會貽笑大方，所以我寫好之後會請英語專業的老師給我把關。可他們看了之後對我說，我寫的推薦信在語言上還是地道的。可是，外語就好像一個無底洞，千變萬化，學無止境。語言講究各種各樣的風格、修辭層次和音韻，就像我們雖然是中國人，但你敢說你的中文就過關了嗎？外語水平絕不能單純以詞彙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熟練掌握多少語法規則作為衡量標準。外語水平應該與文化水平成正比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搞清楚外語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特別是教外語的老師應當知道這一點。同時，教學又有一個方法問題。世界上有各種方法，有的方法是商業性的，實用主義的庸俗味道使人作嘔。當然，有的方法有它潛在的合理性，教與學可以不妨一試。當個外語老師是不容易的，不僅自己的外語要流暢熟練，而且要有語言學的知識和理論做指導。我的一個經驗就是：通過文學作品去教好語言，通過文學學語言，能學出好外語。現在的教科書裏都是一些關於日常生活的內容，那些內容隻服務於某個特定的目的。拿德語來說，有那麼多的語言大師，遠的，歌德、海涅自不必說;近的，公認的20世紀的德國語言大師有三個——布萊希特（Brecht）、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卡夫卡（Kafka）。一個學德語的人如果把他們的語言吃透了，他也就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