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當我再次回到帕米爾高原時，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剛好十年。那十年，我背對文壇，在紀實中尋找虛構的源頭。而在鄉親和朋友的眼裏，我是一葉漂萍，是一個行蹤不定的遠行者。
在我就要離開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草原的氈房裏。夜晚很安靜，可以感覺到慕士塔格峰高聳在夜空之中，晶瑩剔透。長期的高原生活曾損傷我的記憶，但在那個時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見聞，都一一浮現在了我的眼前。那一扇門就在那一夜豁然洞開。它們就在那裏，同時給予我的是一種與其氣質和個性相匹配的文字，我隻需要把它們寫出。這使我不禁潸然淚下。我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寫作。
在《天堂灣》這篇小說裏，就有我前往阿裏高原的體驗。那篇小說其實寫的是前往天堂灣的一趟旅程，隻不過我給這趟旅程賦予了象征意味。就連這個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駐守於喀喇昆侖山口的一個邊防連采訪到的。
那個連隊駐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區。我在那裏聽到了一個軍官到連隊報到時因高山缺氧如廁猝死的“事跡”。因為後來的士兵對他知之甚少，此後也再沒人追究過他短暫的人生。講述者說得極為簡單，不足十句話就把那名犧牲者的事說完了。他葬身高原，由於大地常年冰凍，很難腐朽。當我站在他簡陋的墳塋前，能感覺他的青春氣息依然能從冰冷的泥土下散發出來。同時，我也能感受到亡者靈魂對死亡的迷茫。這個故事多年鬱積心中，漸成塊壘，卻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異常沉重。
2007年8月，我在讀上海作家研究生班時，得知有一次上阿裏高原邊防一線連隊代職的機會，我再次想起那位“不朽”的軍人，想起一晃已七年未再祭奠他，便要求前往。得到批準次日，我便從上海浦東機場直飛烏魯木齊，在家裏停留一夜，再飛喀什，然後驅車三百餘公裏，到葉城搭乘軍車再行一千六百餘公裏，翻越昆侖、喀喇昆侖、岡底斯諸山脈，行程十日，終於到達喜馬拉雅山脈下的達巴邊防連。
我這次是乘坐汽車團運送軍用物資的卡車上高原的，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體驗當年那位學員在途中的經曆。雖然此前我已兩次抵達過達巴，但這次因是從上海出發，由繁華之地來到無邊大荒，反差之強烈，如同來到月球。在金色的達巴古城下，麵對喜馬拉雅延綿於雲天之上的無盡雪嶺冰峰，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軍人，竟忍不住淚如雨下。
對生命的尊重一直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程，但我們至今沒有學會。即使無數士兵戰死沙場，為國捐軀，最後也隻有一個大概的數字。他們的姓名被“無數”所代替，化為“無名”，就像那位軍人，講述者已記不起他的名字。所以，我決心無論如何要讓這個無名者在虛構中複活。
2006年9月，當我再次回到帕米爾高原時，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剛好十年。那十年，我背對文壇，在紀實中尋找虛構的源頭。而在鄉親和朋友的眼裏，我是一葉漂萍，是一個行蹤不定的遠行者。
在我就要離開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草原的氈房裏。夜晚很安靜，可以感覺到慕士塔格峰高聳在夜空之中，晶瑩剔透。長期的高原生活曾損傷我的記憶，但在那個時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見聞，都一一浮現在了我的眼前。那一扇門就在那一夜豁然洞開。它們就在那裏，同時給予我的是一種與其氣質和個性相匹配的文字，我隻需要把它們寫出。這使我不禁潸然淚下。我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寫作。
在《天堂灣》這篇小說裏，就有我前往阿裏高原的體驗。那篇小說其實寫的是前往天堂灣的一趟旅程，隻不過我給這趟旅程賦予了象征意味。就連這個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駐守於喀喇昆侖山口的一個邊防連采訪到的。
那個連隊駐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區。我在那裏聽到了一個軍官到連隊報到時因高山缺氧如廁猝死的“事跡”。因為後來的士兵對他知之甚少，此後也再沒人追究過他短暫的人生。講述者說得極為簡單，不足十句話就把那名犧牲者的事說完了。他葬身高原，由於大地常年冰凍，很難腐朽。當我站在他簡陋的墳塋前，能感覺他的青春氣息依然能從冰冷的泥土下散發出來。同時，我也能感受到亡者靈魂對死亡的迷茫。這個故事多年鬱積心中，漸成塊壘，卻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異常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