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權，而一方麵是自下而上的縉紳把持的宗族鄉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
縉紳們搖旗呐喊，要求皇帝「無為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鄉權。
皇權是依托於科層製的官吏實現統治，但是這些官吏本身是縉紳的一部分，出自於縉紳，所以皇威不振，各種妖魔鬼怪，群魔亂舞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宗族製和科層製，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惠的，是彼此寄生的，雖然有對立，但是也有合作。
胡濙的這個視角，非常有趣。
當尼古勞茲帶著幾千卷的書來到了大明，中西方的文化開始交流的時候，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禮法，從根子上，找到了社會模式運行的不同。
羅馬在探索的路上，其實也經曆過科層製和家族製的探索，也非單純的家族製，但是父權始終淩駕於法權，所以他們需要宗教，而且需要一神教，然後權力和神權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大明朝是宗族製和科層製並行，就出現了反複拉扯的情況。
胡濙站了起來，情緒有些激動的說道：“班固《漢書》曰：大率十裏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皆秦製也。”
“秦製為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秦漢都是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互相監視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
“《唐律疏義》曰：裏正之等，親管百姓，既同裏閈閈，多相諳委。裏正、坊正，職在驅催。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唐為百戶為裏，五裏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
“《唐六典》有載：製、敕、冊、令、教、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符下縣，縣帖鄉，分付裏正。”
朱祁鈺明白胡濙想要表達的意思，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性。
秦漢唐都有嚴密的基層組織，商鞅的搞出了什伍連坐法，秦漢都是如此，而且連坐處罰。
而唐朝是裏鄉法，百戶為一裏，五裏為一鄉。
唐有六種公文，其中的符就是專門下到縣裏，縣裏出貼給鄉長、裏正、村正。
大唐皇權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級之中。
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描述，而杜荀鶴在《山中寡婦》也說「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等等。
大唐的詩人在詩詞中勾勒出了整個大唐，而大唐的官僚們在議中，也在描畫大唐的模樣。
宗族製和科層製是在鬥爭中反複螺旋上升的，而且大明的皇權始終大於家長權，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即便是在天啟年間、崇禎九年之前，也能把征遼餉收齊。
韃清一直到光緒年間，都在收征遼餉，而且不換名目，就這個名字。
韃清收征遼餉要征伐遼東嗎？
我征我自己？
其實並非完全的皇權大於家長權，本質上是大一統之下的公權大於私權，朱祁鈺對此有著極為清晰的認識。
朱祁鈺十分確定的說道：“大明不也有百戶為一裏，六裏為一鄉，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甲首、裏正、掌令官三級鄉野管理農莊的管理吏員，已經運轉整整五年了。”
而且在掌令官手中，還有兩支重要的力量一個是衛所儒學堂的軍生，一個是義勇團練的隊正。
大明的農莊法已經推行了五年的時間，是基於劉伯溫軍衛法的升級。
朱祁鈺一直想加個婦女主任，但是沒有根基，確切的說，沒有實現的辦法，設一個婦女主任，也沒活兒幹。
勞動使人自由。
在最開始的時候，農莊法的目的，是恢複人口。
山外九州、京畿、福建因為兵禍，導致了人口大幅度衰減，朱祁鈺隻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軍衛法，來恢複人口。
一成半的槁稅，自始至終都沒有變過。
新辟之地的靖安省，河套地區的農莊法，也是恢複人丁，渠家人和瓦剌，搞得實在是太過於天怒人怨。
後來的農莊法，朱祁鈺並沒有全麵推開，而是除了山東之外，各地官田設有部分的農莊法，這些農莊法就是鯰魚的作用，是朝廷的公權和宗族私權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