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易》學（5）法家
由此可見，女性的人權應當得到正確的認識，並得到充分尊重，而非任由朱熹之流隨意歪曲事實，打壓和欺淩女性。真實的世界進程當如子老子所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
天下有雄有雌，然而必須遵循陰承陽動之理，保持雄動雌守順應自然進程的法則，這樣天下才能以如山穀中的小溪，順流而下，實現天下納順的局麵。實現天下順的局麵，是自然進程順序而行的結果，這是自然常規的秩序沒有被歪曲破壞的結果。讓男人知道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讓女人堅守自己本位和傳承職能，這樣天下才能反複經曆純真、童真的吉祥納順狀態，實現自然進程一次又一次的繼承、發展、遞進和超越。踐行“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盛德大業。
易學的“繼善成性”便是對道家以雌守雄概念的最好詮釋。由此可見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最大的謊言。當謊言被無數人傳播並代代相傳時，謊言就會被認為是真理。朱熹理學便是如此傳播謊言的，朱熹理學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已經無法評估，不知今後需要用多少代人的努力去肅清，才能徹底清除朱熹理學的餘毒。
《易》學成就了法家，但法家不成器，因鬥不過儒家的“人治”而長期被中國古代的帝王之家所排斥。法家遵循天地論，認為天地有陰陽，陰陽有互斥，互斥有規律，規律成規製，規製生法度，法度當立竿見影，法度眾生。
韓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與李斯受教於荀子，荀子是儒門在先秦時代繼孔子、孟子之後的第三位聖人，有“後聖”之稱謂。但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卻走了與儒家截然不同的道路，韓非的思想受管仲、商鞅、樂毅等政治家的影響較深。所以法家功於事利，對權術過於追求。
法家思想來源於政治，本身“法”就是治世之學。“法”是泥土去幹了水分形成多邊多角形態的塊狀物的形式概念。法不是理，理是太極，是圓的。理在道之前產生，而法是多棱體，在道之後產生。這裏可以這樣理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出來的萬物肯定是多樣性的，萬物不一，一不萬物。從這裏可以看到朱熹理學是如何歪曲老子的道學的，朱熹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此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去隻在這裏。”這樣朱熹便把老子的道生天地給偷換概念了，道生一便成了理生一了。這樣道德論便成了道理論了。
朱熹理學橫空出世之後，便是對法家的最大打擊。從明朝朱元璋開始朱熹理學被全麵應用到政治領域，在官員審判罪犯中得到充分應用，從此“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了，“理”進入殿堂是“法”的悲劇，講理而不講法是上賢而不上法的開始。法無理大也是明朝是曆史上殺戮功臣最多的朝代的原因。
理學的出現是法學的悲劇，講理而不講法是違逆自然進程的措施和政治手段，是對自然法和人為法的歪曲。在法律麵前無理存在。本身法家、儒家、道家皆來源於《易》學，“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他們都是從“道”開始講規矩，講方圓創建學術門派的。但是到朱熹這，朱熹改“道德”為“道理”開始不講規矩，講方圓了，並且將“理”混入權術，而權術是圓的，可大可小，可黑可白，而法是多邊體，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上法而不上賢”，“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講規製，講原則，講平等，不講親疏，不分貴賤。法是三角關係，法是站在第三者客位說事實的措施和手段。
但是理是“君子黃中通理”，理在中央，可四麵八方通達。也就是說理無需講原則，講規則，講法度，講規矩，講平等，理是流水，是順遂，可以四通八達。《樂記》曰：“理者、分也。”理可分流，所以投資叫理財。”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理還是情愛的最高境界，情爽至極就是理。“理，條理也。”從順，故理是順著玉之紋理而治器。故理從順才不講原則，順上意而克天下事，便是理之本意。故理入法堂便是對正義和公平的硬傷。
在宋代及宋代之前，法學一直得到皇家的尊崇，宋代及宋代之前法學基本上是古代中國帝製的政治意識。原因是法學主要來自政治家的思想和意圖。先秦時期法家思想主要由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啟動和開拓，而這些人無一不是政治家或軍事家，他們都是朝廷權臣，在踐行政治思想和意圖時主張以法治國。所以法家思想等同於政治正確的施政措施和施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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