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為確保明王朝的長治久安,他想方設法地要加強皇室本身的硬核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子為各地藩王。他把宗室二十六人封為藩王,分駐北部邊境和全國各個戰略要地。朱元璋曾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從全國來看,這些封藩主要有兩類:一是內城腹裏,二是邊陲塞外。受封諸王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王府,設置官屬,其身份典雅、地位高貴前所未有,公侯大臣要去見親王時都得伏地相求,盡心竭誠。
明朝初年,每一個藩王除食糧萬石以外,還有軍事指揮的權力。藩王於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轄軍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有幾千,多者都上萬。九位塞王(遼、寧、燕、穀、代、晉、秦、慶、肅)皆有擔負防禦蒙古貴族侵擾的重任,所以護衛甲士尤多。北平的皇四子燕王朱棣竟然擁兵10萬,就是盤踞在北邊大寧的皇十七子寧王朱權也是“帶甲八萬,革車六千”。
他們在邊塞負責築城屯田、訓將練兵、巡視要害、督造軍械。寧王、燕王曾多次出塞征戰,打敗蒙元殘餘勢力的武裝、軍隊,尤被明太祖重視,軍中大將皆受其節製。甚至特詔二王軍中小事可自斷,大事才向朝廷報告。尤其是燕王朱棣,由於功績卓著,朱元璋令其“節製沿邊士馬”,其身份崇高,地位獨尊,皆為諸親王望塵莫及。
藩王勢力的擴大、膨脹,勢必對中央政權構成了極大威脅。在朱元璋大封諸王的時候,時任平遙縣訓導處的葉伯巨就亳不容氣地嚴厲指出,藩王勢力過重,數代之後尾大不掉,到那時再想削奪諸藩,恐怕會釀成漢代“七國之紛”、西晉“八王之亂”的曆史悲劇。他提醒朱元璋“節其都邑之製,減其衛兵,限其疆土”。可是朱元璋不但聽不進葉伯巨的忠言相勸,反而將其下獄囚死。
明太祖朱元璋不僅分封諸子為藩王,而且在其成法中有一條是關於“靖難”規定的。朱元璋治國時,恐重臣篡權奪位,允許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舉兵清君側的非凡權利,他在《皇明祖訓》中說:“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後來的朱棣即以此為由,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內賊,須撻伐、誅討,並聲稱自己的舉動為“靖難”,即靖禍難之意。故而靖難之役中朱棣的口號是“清君側,靖國難”。不過太祖的成法裏麵還有一條明文規定,那就是皇帝必須先召喚藩王,藩王才能起兵靖難,且成功鏟除奸臣後必須在五日之內離開京城,否則視為犯上作亂。所以“清君側,靖國難”不過是朱棣想要奪取皇位的一個托辭和借口而已。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標病死,明太祖立朱標次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允炆因生性“穎慧好學,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寵信、喜愛,朱元璋稱讚他“而誠純孝,顧不忘我乎。”不過,對於這位“仁柔少斷”的皇太孫將來繼任大明帝位,朱元璋並不是十分滿意,曾一度打算更換,後因翰林學士劉三吾的極力勸諫,他才打消了更換的念頭。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標奉命巡撫陝西,巡視歸來後,獻陝西地圖,隨即病倒。直到次年四月因病去世。關於朱標到底生了什麼病,史料方麵僅僅提及了“風寒之症”四字,再無其他疾病記載。
“風寒之症”這個理由看似簡單,但實際上你卻找不到一點破綻,因為在古代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情況下,“風寒之症”實在是可大可小。如果不嚴重,對於一個壯年男人,抗一抗也就過去了;可一旦嚴重,且引起其他疾病,那麼導致一位壯年男性死亡,也不是不可能。所以,“風寒之症”這個理由看似簡單,但實際上是毫無破綻。
朱標年僅三十八歲逝世並不是沒有跡象和先兆。在病逝八個月前,朱標奉命視察陝西之時就感到身體不適了,但卻並沒有把它當回事兒。一回皇城,朱標就像朱元璋闡述自己的所見所聞,並給出了相應的處理意見。但是,轉折點就在朱元璋讓朱標去審理罪囚的這一件事上。
朱標一向仁德,所以,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他不會采用任何重刑。
由於朱標生病,朱元璋命吏部尚書詹徽輔助他審理案情。詹徽卻在朱標不知道的情況下判了囚犯重刑,得知此事的朱標立即找到父皇闡明緣由。並且竭力諫言:立國應該以仁為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刑法來解決的。朱標沒有想到的是一向寵愛自己的父皇居然橫臉,勃然大怒,認為太子朱標僭越,想要替代自己治理江山。
沒成想,在病中的朱標見到父親發火十分驚恐,病情愈加嚴重,終於,在四個月之後默然離世。朱標在臨死之前還不忘將兒子叫到床邊上,直言是吏部的詹徽害了自己。其實,明眼人都聽得出來這是在埋怨朱元璋濫用刑罰來著。朱標死後,朱元璋自己是痛心疾首,但是,他永遠也不會認為害死太子的罪魁禍首就是自己。隻是時常在朝臣麵前感慨太子的早逝和自己的悲痛難過。其實,朱標的過早去世,那是有原因可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