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鬆齡為寫一部《聊齋誌異》，到處采風，然後“恭錄異文”。“異文”一定程度上是好寫的，因為它可以天馬行空；但是曆史不好寫，需要去蕪存精，去假存真。這對一個生性內向的人來說，需要上山下鄉，鑽牆覓縫，遍訪人群，更是一個艱苦浩大的工程。
二十年的研究和積累，五年的伏案與疾書，成就一部沒有銷路的35萬字的村史。假如把這些字全換成時尚文字，那得賺多少錢！
說他沒賺錢也不對。書稿完成，村幹部高興壞了，一定要給他開稿費：五千塊。“嘿！”我搖頭歎息：這筆帳怎麼算。從青蔥歲月，寫到人到中年，從赤日炎炎，寫到數九寒天，從第一個字，寫到第三十五萬。青春、歲月、健康，就等於五千塊錢。
他卻生了氣：“你給我錢，這不是在打我臉？這樣，”他想一想，“假如你一定要給的話，你算算咱村裏一共有多少五保戶、軍烈屬，替我把這筆錢分給他們，叫他們過個好年。”
我低頭喝茶，說不出話，渾身象紮了刺，臊烘烘地熱。隻說現代社會利益當前，厚黑盛行，失望之下，一個勁躲進書本，揣想前賢，沒想到賢人就在身邊。
古希臘哲學家朗吉弩斯的《論崇高》裏有這樣一段文字：“天之生人，不是要我們作卑鄙下流的動物，它帶我們到生活中來，到森羅萬象的宇宙中來，仿佛引我們去參加盛會，要我們作造化萬物的觀光者，作追求榮譽的競賽者，所以它一開始便在我們心靈中植下一種的熱情——對一切偉大的，比我們更神聖的事物的渴望。”
是的，渴望。這種渴望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民間英雄，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同沙中珍珠，粒粒可數，光可鑒人，然而真相也許如鮑爾吉所說，隻不過把一隻手放在離時代的放映機鏡頭最近的地方，光束打在銀幕上，把它放大成改變曆史的巨掌。而這些布衣英雄雖十分平凡，走在人群中毫光不現，但卻在數十年的風塵中磨礪出熠熠閃光的靈魂。它會讓人一邊布衣蔬食，掙紮生存，一邊懷著超現實的心情行走街頭，就象行走在高亮悠遠的雲端。此種意境恰合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詩：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起，四海五湖皆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