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聰 放不下的背簍 肆
“春已悄悄離去，我卻什麼都沒感受到。溫柔的風沒有撫摸我，暖和的
光沒有擁抱我，淡綠的美酒也沒來得及喝上一口，她就走了。帶著這一切，連
同我心中的春意都帶走了，連一個夢都沒有留下。”這是周思聰1985年4月21
日寫給友人信中的一段話，讀來讓人心疼，有說不出的感覺。稍後，5月，在
濟南召開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第四次會員大會上，周思聰以最高票當選美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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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其實，這不僅僅隻是畫界對她的肯定。同年9月，她被選進北京市文
聯書記處，她的身份已不僅僅隻是一名專業畫家了。對官員的帽子，周思聰
並非自願，她在給好友的信裏也清醒地說：“當了官，就等於結束了畫家生
涯，哪一個搞文藝的當了官之後還有好作品問世？包括茅盾這樣的作家在
內。我沒有多少時間了，我不能將自己葬送。”（《周思聰與友人書》，97頁）
而此時她的身體也亮起了紅燈，類風濕病過早地讓她步入了生命的晚年。
最後的十年裏，周思聰是不甘心的，她不甘心放下畫筆。在1986年6月19
日的信裏，她說：“前幾天電視裏介紹上海畫院有位女書法家叫周慧君，我原
來隻知道她字寫得好，但不知她也患類風濕關節炎，而且比我嚴重，走路要
用拐杖。她練字得力於疾病，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心有所動，她能做到，我也
能做到。以前我從來還未認真練過書法，現在開始練，每天寫兩小時。手疼引
起的煩躁，於寫字似乎妨礙不大，畫畫就不同了，情緒一煩，立即畫不成。”
“美協副主席”給病中的周思聰帶來意想不到的用處：她住院治療住
進了高幹病房，在走廊散步時，遇到病人—— 差不多都是離休的，他們看
到她，顯然懷疑她的級別是否能入住幹部病房，人家試探著問她是多少級
別？她脫口而出：不知道自己多少級，見他們眼睛、鼻子都變成了問號，忽然
想到，不該連累好意給她幫忙的人，於是急中生智，亮出了牌子：“可能因為
我是美協副主席”。別人恍然大悟，問號都從臉上消失了。“見鬼！美協副主
席，原來能幹這個用！”（1987年3月18日給友人的信）
給友人寫信時的周思聰是真實的，顯示出了作為平凡女人的真實的心
靈，她自己說她愛平凡的人，信中的她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真實的人。譬
如1987年7月15日她給友人寫了一封在她最後那些年中最長的一封信，講述了
她的婆母突然發病於昨日淩晨去世了，其實更是放下了一個一直在影響著她
的生活的重負，此信的蘊涵非常複雜，也是打開周思聰抑鬱生活色彩的一扇
窗戶：
……此時我的心情如釋重負。沒有悲哀。猶如多年來被迫從事的又
十分沉重累煩的一件事終於完成了。然而也沒有輕鬆之感，因為我的脊
梁已被這重壓壓彎，再也不能直起。我最有精力的歲月已經耗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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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婆母是十分不通情達理的人，待人刻薄，是沒有文化的人的刻
薄。我與她共同生活廝守十八年，仍無法使我對她產生感情。她給我造
成的不愉快太多太深了，我是以極大的努力忍讓著、壓抑著自己，隻是
為了盧沉。……別人誰也不能理解這十八年裏我所忍受的委屈，盧沉也
不能理解。近兩年因為我患此不治之症，明白了我這麼多年的忍耐已毫
無價值。我始終把希望寄托於解脫之日，然而希望沒有了，解脫也變得
無所謂了。心灰意冷，使我的忍耐力也達到了極限。近兩年我常常想發
火，想找人訴訴我的憤怒和委屈，這似乎是一種生理上的需要，需要發
泄，非常需要。發泄出來，心理上會獲得一些平衡。所以老太太一找碴
兒，我也想發作，想摔東西，想讓她明白，我也是有脾氣的，我也是人，
不是木頭，我是快五十歲的人了，我該有自由。我受夠了。
她死前那天是生了我的氣的，我也生她的氣了。其實她哪一天不在
生氣？答應慢了，生氣；伺候不如意，生氣；甚至連別人高興，她也生氣。
昨天她被送去醫院搶救，兩個孩子晚上在家，還有小阿姨，不知因為什
麼事，我突然聽見他們的笑聲，這笑聲顯得那麼無拘無束，這在我們家
中多少年來是少有的一種笑聲，我當時感覺非常異常。這笑聲使我產生
的第一個直覺，那就是：自由了。
“自由”對患病中的周思聰已經失去了意義，作為病人的周思聰一直沒
有放下畫筆，仍然在畫著彝女，但更多的是畫荷花，之所以選擇荷花，盧沉
說是因為周思聰隨著類風濕病情加重，四肢關節嚴重變形，手不能握，於是
逐漸由畫人物轉向畫荷花。她畫的荷花，沒有明顯的師承，也沒有速寫的積
累，完全憑想象，起初畫的荷花還比較寫實，後來趨向於單純，以墨為主，
越畫越虛。最後她創造出的荷花似夢如幻，是她向往的清淨世界。“她把自
己的生活體驗、艱辛、煩惱化作一片純淨清幽的筆墨。”麵對她所創造出的
“這些水汪汪、墨色斑斕、影影綽綽的畫麵，會感到一種莫名的苦澀與悲
涼”。（《盧沉周思聰文集》，105 頁）
周思聰自己的解釋是：“畫荷花時水和墨的痕跡使人很愉快，在生病
的時間給我許多安慰。荷花本身就給人一種沉靜的感覺，它不像牡丹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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