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豐身處權利旋渦的中心，由於隻懂得兵法而不明白人情世故，雖然看清了袁紹反複無常的本性，卻為一種教條的東西所束縛，沒有及時離開是非之地，因此，他雖然能料到戰場上的勝負，也能料到自己的生與死，但沒有及時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因此死於心胸狹隘的袁紹之手。如此明智之人，卻在人際關係的泥淖中找不到方向，這就是不懂得圓融變通和處世之道的典型。
這舌頭白刺了
賀若敦是北朝時期北周大將，因武功卓著而聞名，時任金州總管。但他有個缺點，就是恃才負氣。他看見同時期的將領都做了大將軍，自己功勞不小，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認為朝廷賞賜不公，心裏很不平衡，經常發牢騷。他的上司宇文護也是個驕傲的人，一怒之下，逼他自殺。臨死之前，他把兒子賀若弼叫到跟前對他說：“我決心要平定江南，現在不行了，你一定能繼承我的這個誌向。我因口舌之禍而遭誅殺，你要引以為戒！”說罷，乘兒子不注意，竟用錐子將兒子的舌頭刺破，弄得鮮血淋漓。以此來告誡他：今後一定要謹口慎言。
賀若弼年輕時慷慨、正直，胸有大誌，矯健勇敢，精熟騎馬射箭，能寫文章，博覽書史，在當時很有名望。在血的教訓麵前，賀若弼後來是怎麼做的呢？一方麵，他忠實地繼承了父親的遺誌，在幫助隋文帝楊堅滅亡南朝的陳朝時，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在謹口慎言的問題上，他顯然忘記了父親當年的警戒，重複了個人和家庭的悲劇。
滅陳之後，賀若弼把他先前有關平陳的建議彙編成冊，冠以《禦授平陳七策》的名字，送給楊堅看。把自己的主意說成是皇帝的授意，從表麵上看，他還是很謙虛的。其實，從曆史記載來看，楊堅在平陳之前，曾發動大臣們建言獻計，許多人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有些建議的影響比他的要大得多。此舉顯然有沽名釣譽的意思。所以楊堅說：“你想為我揚名，我不求名。你應該自載作為家傳。”潑了他一盆冷水。
在皇帝那裏碰了釘子，他並未認真反省，還是一直認為自己的功勞在朝臣之上，常以宰相自許。後來大將楊素拜相，他仍然是將軍，更加不平衡，怨言不斷，連大將軍之職也被罷免。這麼一來，他的牢騷就更大了，君臣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楊堅把他抓起來，質問他：“我用高穎、楊素為宰相，你經常口出狂言，說‘這兩個人隻配吃幹飯’，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回答：“高穎，是我的老熟人；楊素，是我的舅子。我了解他們的為人，所以才這樣說。”
如果說他瞧不起楊素還情有可原，那麼，蔑視高穎，就純屬狂妄自大。高穎是一代名相，隋朝典章製度多出其手，曆史事實表明，隋朝的興衰與高穎的存亡有著直接的關係。麵對這樣一個狂妄自大、出言不遜的人，大臣們都認為可以處死。
楊堅對他說：“你現在還可以自求活理。”他回答：“我依仗您的威靈，僅僅帶八千軍馬渡過長江，就活捉了陳後主陳叔寶，希望憑借這一功勞存活。”楊堅說：“對這一功勞，我已經格外地重賞了你，何必再說！”他此時也說不出自己還有什麼別的功勞，堅持說：“我以前已經蒙受格外重賞，現在還希望以此格外求活。”這已經是在強詞奪理了。楊堅猶豫了幾天，考慮到他確實立過大功，於是除去他的爵位降為平民。過了一年多，又恢複了他的爵位。皇上也憎惡他，不再委派他差使，但每次賜宴也給他很厚的待遇。開皇十九年，皇上到仁壽宮請王公們歡宴，下令讓賀若弼作首五言詩。他詩中的詞意充滿了憤恨和抱怨，皇上看後還是原諒了他。
因為說話不知檢點，把官位爵位全丟了，按理他應想一想父親當年的教誨了。可是此君依然我行我素。八年之後，他再一次被捕，楊堅一針見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之心太猛，自以為是、看不起他人之心太猛，目無君上之心太猛。”
這的確是賀若弼的致命弱點。同僚有功他嫉妒，同僚升遷他不服。有一次，太子楊廣要他評價一下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位隋朝名將。他口無遮攔、毫不顧忌地說：“楊素是個勇猛的將領，卻不是個有謀略的將領，韓擒虎是個會戰鬥的將領，卻不是個能帶兵的將領，史萬歲是個騎兵將領，卻不是一個能統兵征戰的統帥。”
楊廣追問：“那麼誰又能稱得上是統兵征戰的統帥呢？”
賀若弼深深一拜說：“這就要看殿下您的眼光了！”言下之意是非他莫屬。他如此目中無人，既得罪了同僚，也引起了楊廣的戒心。
最要命的還是最後一點：目無君上之心太猛。早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戰役開始前，他就對人說：“江南倒是不難平，就怕將來出現‘飛鳥盡，良弓藏’的事情啊！”明顯地表示出對隋文帝的不信任。隋煬帝繼位後，有一年，賀若弼隨隋煬帝巡遊北方，到達榆林。隋煬帝當時特製了一座大帳篷，帳下可坐幾千人，隋煬帝召喚突厥首領啟民可汗赴宴。照理說臣子有意見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而且這事本也不關賀若弼的事，但他又開始在私下裏與高穎、字文歐等品頭論足，議論隋煬帝的短長，說隋煬帝真是太奢侈了。這話一傳到隋煬帝耳裏，哪還有他的好果子吃？隋煬帝再難容他，馬上下令將其處死。
到頭來，賀若弼還是走上了他父親的老路。
其實，自被其父刺舌警戒後，一開始，賀若弼還是能夠謹記父訓的。他常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來告誡自己。周武帝時，有一次，上柱國烏丸軌對周武帝進言說：“太子沒有當帝王的才能，臣也曾與賀若弼談論過此事。”其實，周武帝當時也深知太子宇文贇好酒好色不成器，但次子更加無德能，別的兒子又是孩提兒童，所以一直沒有另立太子之意。武帝召見賀若弼來詢問，賀若弼知道太子的地位不可變更，怕日後給自己招來禍患，於是跪下回答道：“皇太子品德、學業一天比一天進步，臣未見他有什麼欠缺。” 武帝沉默不語。賀若弼退下後，烏丸軌責備他違背了自己的意思，賀若弼說：“君王言行不慎密持重，就要失去大臣，大臣言行不慎密持重，就要失去自身。所以我不敢輕率地進行評論。”後來，太子宇文贇即位為宣帝，烏丸軌終於被誅殺，賀若弼卻得以獲免。
可後來他追隨楊堅建立了隋朝，功勞日大，地位日隆，便將老父的臨終告誡全都拋到腦後去了。最終重蹈了其父的覆轍。
李白失意官場
李白自幼就顯出不同凡俗的氣質和才能，十歲通詩書，習劍術，研究先秦縱橫之術，有很大的政治抱負，常以呂尚、諸葛亮、張良、謝安等古代名相自比。他在詩歌上有非凡的成就，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是可以的。
天寶初年，李白經吳簡舉薦被唐玄宗召赴長安。到了長安，又以才華風采傾倒一大批文人墨客，連賀知章這樣的大詩人也驚歎他為“謫仙”。唐玄宗在金鑾殿上召見他，與之談論時事，他當場揮筆寫出了一篇奏頌進呈，文采飛揚，字字珠璣，玄宗非常高興，當即委任他為翰林學士。得到待詔翰林這個位置，就是進入了權力中樞的最好途徑，此時的李白，既得天子賞識，又占有翰林的位置，並且名播海內，天時、地利、 人和三者俱全，要謀帝王之術，進達輔弼之位，對有政治才能的人來說，可謂易如反掌。
一些權臣很看不慣一飛衝天的李白，也嫉妒他的才華，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力士。
高力士當時深得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寵信，而李白明知這一點卻大發“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感慨，好像專與高力士過不去，竟然讓其為他研墨穿靴，在人格上侮辱他，使高力士要不報複他也不能了。
終於高力士抓住了李白的把柄。一次唐玄宗召李白做歌詞讚揚楊貴妃的美貌，李白乘醉揮筆，寫就《清平調》三首，其中說“可憐飛燕倚新妝”，“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總之是以 漢代美人趙飛燕來比擬楊貴妃，屬於用典，一種藝術的比擬手法。楊貴妃讀後很高興。但高力士因為怨恨李白，就雞蛋裏挑骨頭，上綱上線，故意指摘挑剔，說趙飛燕出身下賤，且穢亂宮闈，以她來比楊貴妃，暗含譏刺。楊貴妃被激怒了。後來唐玄宗有幾次要起用李白做官，都被楊貴妃作梗阻止了。失意的李白不得不浪跡江湖。
文學與政治是不同的，既想做文學家，又想做政治家很難。從古到今，能集二者於一身的往往是那些有大智慧的人。
可以說，李白隻能做一個純粹的文人。他對曆史上的一些誌存高遠、心懷叵測的野心家、陰謀家的韜晦奸術，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他自己很難做到這一點。他具有豪放不羈的個性和過於清高的辦事方法，這是一個純文人的天性。也正是這種天性，使他最終未能在政壇上叱吒風雲。
在他的眼中，像高力士這樣的小人根本不配與自己為伍，正邪勢不兩立，正人君子自然應嫉惡如仇。於是他巧借酒醉之機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下侮辱了高力士，沒給他留絲毫的麵子，這樣做自然可以泄一時之憤，但他卻沒有想到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高力士這個小人的一個小報告，就葬送了這位“詩仙”的大好前程。
得罪一個小人而斷送了自己的功名前途，這樣做值得嗎？從政治上來說，笑到最後的還是高力士。
蘇軾升官與皇權更迭
人們熟知的北宋大文豪蘇軾，不單多才多藝，詞風豪放跌宕，他在政壇上也是罕有的人才，卻也如詞風一樣大起大落。公元１０８５年，蘇軾自奉召入都，不過十個月，三遷清要，不久又兼侍讀，即皇帝的老師，每入值經筵，必反複講解。一次值宿禁中，有旨召見。太皇太後與他談了幾句政務，便問道：“卿前年為何官？”
蘇軾對道：“常州團練副使。”
太皇太後又道：“今為何官？”
蘇軾道：“翰林學士。”
太皇太後道：“為何忽升此闕？”
蘇軾答道：“皆太皇太後及皇帝陛下隆恩。”
太皇太後道：“並不為此。”
蘇軾又道：“莫非有大臣推薦？”
太皇太後又複搖首。
蘇軾驚愕道：“臣雖然說不上誌行高潔，但也絕不敢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官職。”
太皇太後道：“這乃是皇帝遺意，皇帝每讀卿文，必稱為奇才！奇才！不過未及用卿，即便升遐了。”
蘇軾聽罷，不禁感激涕零，幾欲失聲，太皇太後也為之泣下，哲宗見他們對哭，也忍不住嗚咽起來。那些左右內侍，也不禁下淚，反覺得宮廷岑寂，良夜淒清。太皇太後見此情景，覺得不雅，遂停淚道：“這不是臨朝時候，卿可不必拘禮，且在旁坐下，我當詢問一切。”
說著，命內侍移過錦凳，令軾旁坐，蘇軾謝恩坐下。太皇太後垂詢了一番要政，蘇軾隨問隨答，頗合慈意，特賜茶一盞。蘇軾飲畢。太皇太後命令撤掉禦前金蓮燭，掌亮送蘇軾回到翰林院。
一個大臣，能受到太皇太後這般禮遇，真個是曠典隆恩，千古稀逢，這遭際也光榮極了。然而，幾年以前，蘇軾還是一個死囚犯，且險些丟掉了性命。
蘇軾不隻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當時文壇領袖之一，他還是當時一位極為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皇帝，政治生涯幾起幾伏，大起大落，走過了一條十分曲折的人生道路，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幾個皇帝都在不斷地、反反複複地否定著前任。
蘇軾是在宋仁宗時代通過科舉考試走上政治舞台的。他和他的弟弟蘇轍，以其出色的文章轟動了首都汴京。宋仁宗親自主持了最後一場考試，對蘇家兄弟大為讚賞，他曾興奮地對皇後說：“我為子孫後代留下了兩個賢宰相。”
宋英宗在位時間很短。宋神宗繼位以後，並沒有起用蘇軾做宰相。他覺得宋仁宗保守，他自己要銳意改革，因此，對仁宗留下的那些元老重臣幾乎都棄而不用，著名的司馬光便是在此時被迫離開朝廷的。宋神宗起用了一套新的班子，宰相是改革家王安石。蘇軾由於和王安石政見不同，不僅當不了宰相，連朝廷也待不住，隻好申請到外地做官。到後來，更由於遭到政敵的誣陷，被捕入獄，政敵們一心要將他置於死地，隻是由於他名聲太大，救援的人眾多，才幸免於難。
公元１０８５年，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繼位，由其祖母高老太後執政。這位太皇太後不讚成王安石變法，她一接手朝政，便迎回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宰相，將新法全部廢除。蘇軾也是在此時被召回朝廷的，他這一次回朝可算是風光極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從一個被貶的低級官吏，而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真正是連升三級，青雲直上。翰林學士負責代皇帝起草聖旨，是皇帝的顧問兼秘書，經常留宿內廷，權力很大，與宰相也隻是半步之差了。不久，他又被升為侍讀，屬於高級翰林。本文開篇所寫那一幕，便是這時候所發生的。
公元１０９３年，太皇太後病危，這個對官場有著深刻了解的老婦人，臨終前召來她所重用的一些大臣說：“我死以後，你們皇帝必然另用一批大臣，你們應該趁早抽身退去。”
果然，年輕的宋哲宗一改祖母的主張，恢複了王安石的新法，重新起用了宋神宗時的一批人，而將祖母所重用的一批人盡行貶斥。就在太皇太後死去十天以後，宋哲宗將老師蘇軾趕出朝廷，最後一直將他放逐到遙遠的海南島。
公元１１００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繼位，他又對宋哲宗進行了否定，罷黜了宋哲宗時代的權臣蔡京等人，為司馬光恢複了名譽，將滯留在海南島多年的蘇軾又召回內地。蘇軾在歸途中死去。
北宋皇帝不斷相互否定，表麵上看來是由於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有所不同，其實他們也有借此來樹立自己的權威之意。如宋哲宗之恢複新法，起用宋神宗時的一批人，而將祖母所重用的一批人盡行貶斥，其實他在政治主張上並無定，隻是對祖母長期專權心懷不滿，所以以執行新法的名義，拉攏一批祖母的反對者作為自己的支持者。而這些人多是一些政治上的投機者，他們對新法、舊法並無太大的興趣，所熱衷的隻是權勢。
宋徽宗也是。在對變法的態度上，他與宋哲宗沒有什麼不同。隻不過由於宋哲宗所重用的那些人名聲太臭，而司馬光、蘇軾又太得人心，他才在組織路線上對宋哲宗加以否定，以此來迎合民心。
像蘇軾這種人，對自己的事業執著追求，不因皇權的更迭、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主張，所以他曆經坎坷，隻能等待幸運的降臨。
曇花一現的新政
當年範仲淹在邊關帶兵的時候，軍紀嚴明，還注意減輕邊境上百姓的負擔，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強了。西夏和北宋打了幾年仗，沒得到什麼好處，到了公元１０４３年，西夏國主元昊願意稱臣求和，宋朝答應每年送給西夏一批銀絹、茶葉，北宋的邊境局勢才暫時穩定下來。
範仲淹不但是個軍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他是蘇州吳縣人，從小死了父親，因為家裏貧窮，母親不得不帶著他另嫁到一個姓朱的人家。範仲淹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成長，他住在一個廟宇裏讀書，窮得連三餐飯都吃不上，天天隻得熬點薄粥充饑，但是他仍舊刻苦自學。有時候讀書到深更半夜，實在倦得張不開眼，就用冷水潑在臉上，等倦意消失了，繼續攻讀。這樣苦讀了五六年，終於成為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範仲淹原來在朝廷當諫官，因為看到宰相呂夷簡濫用職權，任用私人，就向宋仁宗大膽揭發。這件事觸犯了呂夷簡，呂夷簡反咬一口，說範仲淹交結朋黨，挑撥君臣關係。宋仁宗聽信呂夷簡的話，把範仲淹貶謫到南方，直到西夏戰爭發生以後，才把他調到陝西去。
範仲淹在宋夏戰爭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覺得他的確是個人才。這時候，宋王朝因為內政腐敗，加上在跟遼朝和西夏的戰爭中軍費和賠款支出浩大，財政發生恐慌。宋仁宗就把範仲淹從陝西調回京城，派他擔任副宰相。
範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馬上召見，要他提出治國的方案。範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準備一步一步來。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條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對官吏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們的政績好壞提拔或者降職；
二、嚴格限製大臣子弟靠父親的關係得官；
三、改革科舉製度；
四、慎重選擇任用地方長官。
還有幾條是提倡農桑、減輕勞役、加強軍備、嚴格法令等。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興頭上，看了範仲淹的方案，立刻批準在全國推行這十條改革措施。曆史上把這次改革稱為“慶曆新政”（“慶曆”是宋仁宗的年號）。
範仲淹為了推行新政，先跟韓琦、富弼等大臣審查分派到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區劃的名稱）擔任監司（監察官）的人選。有一次，範仲淹在官署裏審查一份監司的名單，發現有貪贓枉法行為的人員，就提起筆來把名字勾去，準備撤換。在他旁邊的富弼看了心裏不忍，就對範仲淹說：“範公呀，你這筆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範仲淹嚴肅地說：“要不讓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路是北宋政區名稱）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聽了這話，心裏頓時亮堂了，佩服範仲淹的見識高明。
範仲淹的新政剛一推行，就像捅了馬蜂窩一樣。一些皇親國戚、權貴大臣、貪官汙吏，紛紛鬧了起來，散布謠言，攻擊新政。有些原來就對範仲淹不滿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麵前說壞話，說範仲淹一些人交結朋黨，濫用職權。
宋仁宗看到反對的人多，就動搖起來。範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自動要求回到陝西防守邊境，宋仁宗就把他打發走了。
範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廢止。
曆史上很多偉大的變革，諸如商鞅變法、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到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都以慘敗告終。參與的人雖然有皇帝的支持，但是，作為封建時代的皇帝也有他的“逆鱗”——軟處。這裏的宋仁宗本就不是個有魄力的改革者，一時頭腦發熱，急功近利，匆忙要求改革，遇到阻力後又草草收場。另一方麵，新政的失敗，說到底，還是因為謀事沒有考慮周全，得罪了看不見的勢力。所以，以商鞅和王安石，雖貴為一國之相，卻也落得“五馬分屍”“家破人亡”的下場。
獲得強權領導人的堅定支持，權衡各方麵的利害關係、講究改革的策略這兩大方麵，對於改革的成功而言，一個都不能少。
崇禎猜忌多疑自毀“長城”
公元１６２７年８月，明熹宗病逝，其弟朱由檢繼位，年號崇禎。與熹宗不同，朱由檢少年立大誌，一心想要恢複大明王朝昔日的輝煌。十七歲登基，便不動聲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魏忠賢及其黨羽一網打盡。當時民心為之大振，被譽為“神明自運，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詔，撤罷各鎮內大臣，以杜絕宦官亂政之門。在位十七年，一直是勤政理事，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史稱“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無宴樂之事”。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立誌勤勉治國的君主，最終卻落得個國破人亡的悲慘下場。怪不得崇禎帝臨死前還說：“君非亡國之君，臣實為亡國之臣。”真是至死也沒明白，朱元璋打下來的江山，主要是壞在自己的性格猜忌多疑、不會用人這一點上。
在鏟除魏忠賢之後，明朝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擺在崇禎帝麵前的，也是明朝所麵對的，有三大難題須解決：內憂、外患和選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選才用才了。做好這一件，整治好國家，就可以不怕內憂外患了。
魏忠賢的嫉賢妒能，使明朝人才大失，相當一部分大臣先後歸附了後金。此時崇禎帝要做的應是選拔人才，委以重任。人才是選拔了，可惜不會使用人才，更別說收攬人心了。崇禎帝在位十七年，總共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史書上稱其：敗一戰，殺一將。除袁崇煥之外，被殺的督師或總督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突出也是損失最為慘重的，就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處死袁崇煥。
明朝大將袁崇煥戍守遼東，先後大敗來犯的後金汗努爾哈赤及皇太極，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穩定了遼東防線，鼓舞了明朝軍民抗擊後金軍的信心。後因遭閹黨魏忠賢的誣陷，罷職歸鄉。崇禎帝繼位後，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管河北、山東的軍事防務，並賜給袁崇煥一把尚方寶劍，給予他先斬後奏的大權。
然而，崇禎帝是一個好大喜功、剛愎自用而又生性多疑的人。當袁崇煥於次年六月用尚方寶劍殺了私通敵國、為非作歹、不聽軍令的總兵毛文龍之後，崇禎帝就開始對袁崇煥產生了懷疑。
１６２９年１０月，皇太極又率軍南犯。由於畏懼山海關、錦州一帶的袁崇煥，便繞道長城喜峰口入關，攻克遵化，直逼京師。袁崇煥聞訊，立即揮師入關，他自率幾千名騎兵，晝夜急馳，搶先趕到北京城下，正遇後金軍到，兩軍相峙，後金軍不能戰勝。
此時，魏忠賢餘黨以溫體仁為首的一夥奸臣，乘機重彈“議和通敵”的老調，製造謠言，說袁崇煥“縱亂擁兵”，與後金早有聯絡。這加劇了崇禎帝對袁崇煥的懷疑，當袁崇煥因兵馬疲勞而要求入城休息時，他斷然予以拒絕。同時，他派大學士孫承宗駐紮通州，督理所有兵馬。
皇太極獲知明朝廷中的上述情況後，便決定施行反間計。正好有兩個赴通州的傳旨的太監，中途為後金俘虜。為此，皇太極故意引兵撤退，安排將這兩宦官在軍帳中看管，看管者則是明軍降將高鴻中、鮑承先、寧先我三人。三人夜裏竊竊私語，說後金大汗昨日單獨出營同北京來的騎馬者談話很久，又說他們不願與袁崇煥兵戎相見，袁崇煥大帥與大汗已定密約。兩名太監偷聽談話之後逃跑，竟無人發覺，逃回京城，密告崇禎帝。
由於對袁崇煥疑心重重，當此危急之秋，崇禎帝竟不加思考，認定袁崇煥通敵。他馬上以召袁崇煥議事為名，把袁崇煥逮捕下獄。袁崇煥的部將祖大壽等人，為抗議朝廷逮捕主帥，自率部離京還寧遠。身陷囹圄的袁崇煥時刻以國家安危的大局為重，在崇禎帝的懇請下，親筆手書請祖大壽等全體官兵聽從朝廷命令，團結一心，堅持抗金，決不能因為他個人生死而輕舉妄動，千萬不要危害抗金大業。祖大壽等全體官兵被袁崇煥的信感動得失聲痛哭，當即揮師入關，期望能用奮勇殺敵之舉來保全他們主帥的性命。
但是，一意孤行的崇禎帝在後金軍撤離北京後，不顧廣大明軍將士的強烈呼聲，竟在１６３０年8月16日，以“謀叛”的罪名，將袁崇煥殘酷地殺害了。
崇禎帝製造了冤案，還自作聰明以為除了內患。天下正直者都知其冤。崇禎帝殺害袁崇煥，自毀“長城”，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無論是對“內憂”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還是“外患”皇太極的進攻，明皇室都沒有了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義軍入北京時，太監曹化淳開門納之，崇禎帝鳴鍾召集百官，竟無一人響應入朝，最後上吊自殺於煤山。
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如果崇禎帝不是疑心重重，不斷變換任才標準；如果不是他剛愎自用，猜忌忠貞，而是對選拔的人才都能充分利用，那麼，不隻袁崇煥不會死，明朝的江山也很有可能持續下去。能夠善用人才，大度收攬人心，那麼明朝的內憂外患便會迎刃而解。崇禎帝自登基到自殺，雖然勤勉親政，但十七年中卻都沒有學會善用人才，自然無法挽回明王朝本已傾頹的命運。
反觀清皇太極，隻要是明降將，一概委以重任。袁崇煥手下部將祖大壽投降又反，反後再降，最後也未被殺，最後終老於順治十三年。看雙方對待人才的態度，反差之大，明朝的敗亡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