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裹腳行動（二）
第二部：澳門、汕頭、廈門、福州、杭州和蘇州
與喧囂的香港相比，陽光充足而市麵蕭條的澳門在反對裹腳方麵可算是大有進步。葡萄牙人在這裏定居有幾個世紀了，他們與當地中國人通婚，這可能就是澳門與香港的不同之處。有人說，澳門婦女雙腳得到解放，是維新派一位領袖和一位醫生推動的結果。澳門總督府坐落在海邊，一座非常浪漫的公園就在小小海灣對麵。每到夜晚，在公園裏的葡萄牙人就在海浪的拍打聲中奏起柔和的音樂來，我們看到母親領著孩子、姑娘們帶著女傭在沙灘上漫步。在幾座歐式住宅中住的都是中國人，這些住宅在澳門是最好的，在一幢連陽台欄杆都鍍金的房子裏，我很高興地看到這家所有的女孩都沒有裹腳。
何水廷先生是當地華人的領袖，他不僅為我安排了講演，演講結束後他還請我到家裏做客，並向我保證，他決定不給小女兒纏足了，不久就會扔掉她的裹腳布。他家裏裝飾考究，陳列著許多藝術品，還有一張台球桌(據說他們會打台球)，可他大女兒還裹著腳。畢竟這位華人領袖思想還比較保守，不能和維新派人物相比。一次我們搞了個小型的基督徒集會，當時在坐的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興奮的表情，陪同的翻譯更是熱情洋溢。在會上翻譯的妻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率先加入天足會的裹著小腳的女人，這位女士一邊向天足會捐錢，一邊笑著說：“收下，把我不再裹腳的諾言也帶去。”此外，有人也為懂英語的人組織了一次集會，主辦人是葡萄牙人俱樂部主席。另外我不能不提到澳門總督加哈德先生對此次集會的大力協助，出席完複活節的狂歡後(複活節的狂歡在澳門可是件大事)，總督還給我們麵子，趕來出席我們的集會。何水廷先生
風光如此秀麗，橘紅色的喇叭花，穿著狂歡節盛裝的快樂的孩子們，再加上柔和的陽光、浪漫的公園和街頭風景，無不讓人恍若置身於歐洲。在中國，澳門是獨一無二的，廢除裹腳這一殘忍的習俗首先要在澳門開展起來。大力推行反裹腳運動的還有天主教的修女們，可他們怎麼也不願意與新教的傳教士們合作。
我免費乘坐中國招商局汽船的請求得到他們的允許，此外，我也得到了港粵澳分局公司和道格拉斯·拉普雷克公司支持，輪船公司這麼慷慨，以至讓我認為旅館也會對我免費開放。但隻在廣東和澳門有人支持我反對裹腳，我住他們的旅館時，他們也免費招待我，而在其他地方住旅館，我還得自己掏錢。
下一站是通商口岸汕頭。汕頭婦女的裹腳方式和其他地方不同。一般情況下的裹腳是盡量把女孩子的腳弄短，這在裹腳過程中是最痛苦的。汕頭人要孩子幹活，所以一般都讓自己家的女孩子在十二三歲時裹腳。這時候女孩子的腳已經發育成形，要想讓腳小點，隻有把四個腳趾頭綁到腳底上，大腳趾除外。然後再穿上特別高的高跟鞋，把腳斜放在鞋上，這樣看著才短些。通常大腳趾可隱約地露出來，因為鞋尖上都留著孔。顯然，鬆開時，這樣裹的腳痛苦要小得多。去揭陽，從汕頭乘四個小時的汽船就到了。在這裏，我所到的中國人家庭中的婦女都不裹腳。這讓人深感欣慰。我與這裏的婦女始終在談論一個話題，她們的腳趾頭是否還是直的，婦女們鬆開腳後，把腳趾頭用線硬生生地拉直。有位女士8歲裹腳，21歲時扔了裹腳布，3年過去了，她的腳終於恢複自然形狀，她現在說起她的腳還滿臉自豪，說她的腳和正常人一樣了，對此她非常滿意。另一位女士說她有兩隻腳趾已經彎曲壞死了，已經沒有希望恢複了。還有一位女士說她真想把一隻腳趾頭剁掉。這裏，沒有反對裹腳的組織，也沒有傳教士來這裏傳教，反對裹腳的運動完全是自發形成的。傳教士們說他們剛來揭陽時，這裏的婦女們已經開始不裹腳了。能扔掉裹腳布，可能要歸功於廣東省康有為發起的維新運動。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康有為的組織被慈禧太後下令解散時，已經有3000名成員加入了該組織。在揭陽科舉考試中，有一家人4個兒子考試成績都很優秀，全中了秀才，大兒子中了舉人，其中一個還是當年的頭名秀才。現在北京的皇族把他們中了頭名秀才的兒子聘請去做老師了。一本印有我肖像的雜誌，放在他們家裏的桌上，這彰顯出我在這戶人家的地位，對此我十分感激。類似的舉動在中國還是第一次見到，但在歐洲這樣的舉動很普遍。
婦女裹腳在汕頭盡管並不嚴重，放棄裹腳這一願望仍激勵著許多婦女。晚上，一位婦女痛苦的表情，總是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地閃現。
廈門是座美麗的城市。邁克戈文先生在20年前就來這裏扶植廢除裹腳運動。20年過去了，廢除裹腳運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裹腳布已經被女基督徒扔了，腳上穿上了最簡潔的鞋子。不裹腳的廣東婦女穿的是船鞋，這種鞋就像船底一樣，很容易保持前後平衡。廣東的漁婦和農婦都不裹腳，外國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從廣東得到的，因此他們才會誤以為全中國的勞動婦女都不裹腳。在中國西部，婦女們腳都裹得像蹄子一樣小，而她們往往要拉纖提水。中國北方的勞動婦女因為腳下站不穩，隻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勞動。在廣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裹腳隻是為了表示身份的不同。而在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裹腳也被列為是品行的標誌。廣東和香港的知名女性反對纏足，她們穿的是鞋底有塊厚厚的木頭的木屐，滿族婦女一般都穿這種鞋。在傳教士的努力下，廈門婦女現在穿的鞋，看上去都很簡單靈巧。
到廈門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當地的政府官員(汕頭根本就沒有政府官員)。在中國，語言障礙很大，這種語言障礙在南方體現得尤為明顯。在廈門我們請了兩名翻譯當助手，一名翻譯負責把英語譯成中國官話，另一名翻譯則要把官話翻譯成很奇怪的廈門話。我的傭人祖籍寧波，他會說一點官話，盡管他聽不懂當地方言，但在廣東和澳門還是能和他人交流的，可在汕頭與人交流就困難多了。後來他告訴我，在廈門他就像到了國外無法與人交流，唯一的交流對象就是我。在福州情況要好點，有個外地來的傭人在福州領事館幹活，還能和他聊聊。我在中國時，隻有在廈門當地需要兩個翻譯。在福州，我們沒有組織正式的聚會，自然也就少了和福州人交流的場麵，要不然也需要有兩個翻譯陪同。
廈門的道台是個滿族人(滿族婦女不裹腳)，我們在俱樂部劇場組織的集會，他也出席了，並對裹腳的婦女表達了深切的同情，我們的工作得到了他的讚揚。英國總領事請來的中國官員和有錢的中國人也出席了這次聚會，其中幾位簽名加入天足會，並慷慨地捐了錢，還答應與我們合作。道台甚至願意替我們在全城張貼張之洞有關反對裹腳的話。為婦女舉行的集會可就沒那麼令人感到欣慰了。集會會址設立在一座小島上，島上到處都是外國別墅和花園，大海把其與中國人聚居的城市間隔開來。不愛出門是中國人的本性，在這動蕩的日子裏，天氣又不好，對這些中國人來說，跨海去外國人別墅可不是好主意。
從廈門去福州，我們走的是海路，這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一次旅行。真正艱苦的工作到了福州後才開始。軍隊征用了廈門的所有學校和教區建築，那兒婦女不裹腳，我們能為她們做的，就是表示祝賀和鼓勵了。福州卻是教育中心。廈門的島嶼很小，麵積和大花園差不多，福州島嶼與其相比就大多了。我在福州逗留的日子一直都在下大雨。與這個港口城市相連的三山是本地名勝之一，因為下雨無法看清楚這些山的真實麵貌，道路泥濘，我隻能坐在轎子裏在狹長肮髒的街上轉悠。
在福州，美國人建了一所很大的學校，學校裏的男學生可學到很多文化知識。該校的特色之一是美國女教師授課。我作為一個地道的英國人認為這所學校並不是太好，但在開化和激勵中國青年人方麵，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學校裏有個學生在一次集會上給我做翻譯，有兩三個漢學家平時較為挑剔，可他們卻說這個學生是他們見過的翻譯中最好的一個。福州的城市和橋
與中世紀的歐洲相比，中國同鄉組織的複雜性遠遠超過歐洲。同鄉會館是中國人聚會、宴會和聽戲的地方，在中國城市中它是最富裝飾性、最顯眼的建築。同鄉會館與廟宇相比，就算不略勝一籌，至少也是平分秋色。能在一家會館中舉行反對裹腳的演講，是我一直渴望的，這個願望終於在福州達成了。起初我們在挑選會館時斟酌了很久，因為那些會館都很漂亮。預定時間到了，我們依然沒有選定要演講的會館，聽眾隊伍越來越龐大，他們緊跟在我們身後，迫於情況緊急，我們立刻選定了一家。這家會館一端露天，很多女士站在傍晚的天空下。貴賓席設在有頂的一端，我們坐在了貴賓席，大廳中央左右兩麵擺了兩排椅子，是為重要來客準備的，絕大多數聽眾隻能站著。聽眾好像自發進行了一個自然選擇過程，右邊站的是年輕的維新派人物和臉色陰鬱的文化人。左邊站的是視裹腳為野蠻習俗的外國人和滿麵笑容的買辦及買賣興隆的大商人。當我說同意廢除裹腳的人請舉手時，女士們把手舉得高高的。太陽落山了，整個會場鴉雀無聲，白天正悄然而去，眼前的一切讓人壓抑。會館裏的人都表情憂鬱，沒有任何人發出聲音。1898年百日維新之後，有6個人(戊戌六君子)被冷酷的慈禧太後處死了，其中年輕的領袖林旭是福州本地維新派的，反裹腳運動在他的領導下空前高漲，而就在這時他卻遇害了。在不久之前，他還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員呀!每個人都在心裏深切地懷念他，可每個人都不願再提起他的名字。商人們心情沉重，女士們就更加悲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