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功到雄奇即罪名——紀念民族英雄袁崇煥誕辰四百一十周年
一
當我寫下“民族英雄”這四個字時，不由覺得有些沉重。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還提什麼民族英雄，是不是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君不見有人突發奇論，認為“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適”乃是符合現代民主原則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戰爭中，拒絕“棄暗投明”、頑抗到底的嶽飛、袁崇煥之流就成了不識時務、抗拒曆史潮流、禍國殃民的罪人了。此論一出，居然還很有些人讚同，所謂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來，不過是瘋子、腐儒的代名詞。
民主原則本來是處理民族內部事務的一種方式，現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兩個民族的生死決戰之中，用以剝奪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權利，可算是一大發明。未來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樣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項**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總會有不願當異族奴隸的熱血男兒挺身而出，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後的掙紮。雖然由於時勢的緣故，這種掙紮也許是徒勞的，免不了要被聰明的後人譏之為抗拒曆史潮流，但他們為人的尊嚴和英雄的氣概，卻在悲劇性的最後一搏中發出了驚世駭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後依然在曆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激勵著每一個血還沒有冷透的後來者。
何況嶽飛、袁崇煥等人所奮起抵抗的乃是落後、野蠻的異族（在當時還是異族）的掠奪性侵略，這種抵抗，在任何時候都有無可置疑的正義性。以明末為例，當時後金（清）的全部男丁不過二十萬人，全部從軍作戰，生產勞動靠的是俘虜來的漢人、朝鮮人奴隸。他們發動戰爭的目的，便是掠奪物產和俘虜人口，每過一地，必定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對這樣的入侵之敵，難道應該簞食壺漿夾道歡迎？就算本民族的統治者昏庸殘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衛族的戰爭中，英雄豪傑隻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除此別無選擇。
這種英雄氣概，不是現在的某些自詡的民主鬥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當時，這些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視為不合時宜的癡人傻子了。請求與袁崇煥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這樣評價袁崇煥的為人：“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這樣的癡漢，在當時已是“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譚，也難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來作為自己罵街的靶子了。
二
萬曆十年，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大政治家張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歲的萬曆皇帝開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親政，中國一下子從輝煌燦爛的頂點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淵。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壓垮大明帝國這一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來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國是如此的不堪一擊，打一場慘敗一場，天啟二年廣寧一役，王化貞的十三萬大軍全軍覆沒，四十餘座城落入了後金手中，明軍士氣低落到了極點，正是在這一年，袁崇煥挺身而出，投筆從戎，開始登上了悲壯的曆史舞台。四年之後，努爾哈赤率兵十三萬，攻打孤立無援的寧遠，卻被袁崇煥的一萬守軍打得大敗而歸。努爾哈赤縱橫天下數十年，第一次嚐到了慘敗的滋味，還在戰鬥中被打傷，不久鬱鬱死去。這是明清的長期交戰中，明軍取得的首次勝利。又過了一年，皇太極欲為其父報仇，“滅此朝食”，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圍攻寧遠、錦州，攻城不下，野戰不克，損兵折將，連夜潰逃。袁崇煥從此威震遼東，令清兵聞名喪膽。
三
崇禎即位，招回因寧錦大捷反而被魏忠賢罷官的袁崇煥，拜兵部尚書，督師薊遼，賜尚方劍。兵部尚書是最高軍事行政官，督師是最高軍事指揮官，袁崇煥身而兼之，達到了其軍旅生涯的頂點。袁崇煥走馬上任，坐鎮遼西，滿兵再也不敢取道寧錦以入山海關，但是卻可能取道蒙古，從薊門入寇。袁崇煥雖然官為督師薊遼，薊州其實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請朝廷務必加強遵化的防守，增設團練總兵。連上三疏，朝廷卻因為他推薦的總兵人選被彈劾，不予理睬。朝官還在那裏互相推諉扯皮，而皇太極已接受漢奸高鴻中的建議，果然如袁崇煥所料，在崇禎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領滿兵十餘萬，以蒙古兵為前導，從喜峰口竄入長城，攻陷遵化。這些地方都屬薊遼總督劉策管轄（總督比督師低一級），與袁崇煥無關，但袁“抱心太熱”，於二十八日聞警，即與祖大壽、何可綱率兵入援，沿路經過的撫寧、永平（都在河北東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計劃截斷滿兵的歸路。十一月初十，袁軍到達薊州，與滿兵交鋒，滿兵沒有料到會在這裏遭遇袁軍，大驚，於半夜越過薊州向通州退兵，渡北運河，直逼北京。袁崇煥率五千騎兵急速追趕，士不傳餐，馬不再秣，兩天兩夜急行軍三百多裏，竟比滿軍早到北京三日。崇禎見袁軍趕到，大喜，召見袁崇煥，賜禦饌和貂裘，但袁崇煥要求讓士兵入城休養，卻沒被批準，隻得駐紮在廣渠門外。滿兵一路上攻來，到高密店時偵知袁軍已在北京，無不大驚失色，以為袁軍從天而降。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會戰。袁軍後來又到了四千騎兵，合起來也不過九千人，以這九千人大戰十萬滿兵，以一擋十，從早打到晚，滿兵終於不支敗退，連退十幾裏才穩住了陣腳。本身並不會武功的袁崇煥因為這一仗關係重大，披上了甲胄親自上陣督戰，把滿兵一直往北追到了運河，袁據說在戰鬥中中箭受傷（《朝鮮仁祖實錄》）。
這一仗，與寧遠之役、寧錦大捷大不相同，並非據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戰，連明軍最為倚重的紅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場，在軍事形勢上並無優勢可言，而能擊敗十倍於己的敵軍，靠的是誓死保衛京師的高昂士氣，贏得十分僥幸。氣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氣是不可長期依賴的，作為一個高明的軍事指揮官，袁崇煥深深知道這一點。即使是這一仗，他也並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僥幸以少勝多，他也沒有給勝利衝昏了頭腦，而是按兵不動，等待隨後就會趕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禎一再催促他出戰，他都以兵困馬乏，等待援兵為由加以推遲。其實即使援兵趕到，他也未必就願意立即跟滿兵決戰，因為打yezhan，明軍不是能騎善射的滿兵的對手。袁崇煥對滿兵的戰略向來是“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這一次皇太極以傾國之師深入大明腹地，本來極其冒險，拖得越久，對他們越是不利。袁崇煥的計劃便是截斷滿兵退路，把滿兵圍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雲集，時機成熟，再四麵合圍，進行決戰，畢其功於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殲滿兵，也當能給以重創，自己先前向崇禎誇下的“五年全遼可複”的海口，隱隱有了希望。這時有兩路勤王兵趕到，袁崇煥並未把他們留下守衛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衛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斷滿兵後路。他自己的主力預計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趕到，可以開始實施合圍計劃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獄，使曆史因之改寫！
對袁崇煥的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禎越想越不對頭：為什麼他能料敵如神，說滿兵要來就真地來了？為什麼打敗敵軍後不乘勝追擊，反而按兵不動？為什麼勤王兵趕到他反而把他們驅散？而這時朝中、城中的輿論對袁崇煥也非常不利。這是滿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見過這種陣勢，巴不得早點把滿兵趕跑；高官貴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產，現在慘遭滿兵**，自然心疼得狠，見袁崇煥按兵不動要打持久戰，官民們便把怨氣都發泄到了袁崇煥頭上，罵他“縱敵”。我國人民曆來喜歡用順口溜抨擊時事，曆代統治者對這種民謠也很重視，把他們當成預言看待，而這時候也出現了這麼一條民謠：“投了袁崇煥，韃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識》）這時的民心竟然認為要趕跑滿兵，必須先逮捕（“投”）袁崇煥。這些輿論，自然也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崇禎耳裏，更加深了他的疑慮。終於，有兩個被滿兵俘虜的太監逃了回來，向崇禎報告了他們在敵營偷聽來的重大機密：原來袁崇煥通敵，與滿兵有密約，二十日滿兵並非戰敗，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讓袁崇煥實施他的逼和計劃。崇禎至此恍然大悟，覺得所有的謎團一一解開了，立即召見袁崇煥，就在殿上命錦衣衛把袁崇煥逮捕下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