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故事是，作為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年僅32歲的哈耶克到英國求職時，遇到的人正是時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貝弗裏奇，從而得到了一個講師的職位。貝弗裏奇那時還不知道，這位講師在16年後成了朝聖山學社的領袖。是的，這個凱恩斯主義掘墓者們的領袖，是由凱恩斯主義政策執行者作為伯樂挖掘的。
第二個故事是，《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因為充滿爭議的言論而遭到許多出版商的拒絕，直到一位名為戴雷科特的教授說服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將其出版成冊。這並非運氣。戴雷科特的妹夫弗裏德曼是貨幣主義的靈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位堅定的凱恩斯主義反對者。因此我們很難不去猜想，如果沒有弗裏德曼這個跨洋知音，可能就沒有《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的出版，也就不會有凱恩斯時代輝煌過後撒切爾和裏根掀起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難被奉為圭臬。
如果說以上兩個故事還是太“象牙塔”了，那麼奶農費舍爾與哈耶克之間訴說的財富增長與思想擴張的故事就比較接地氣了。費舍爾作為農民，在依靠“籠養雞”發家之後，不斷地支持著哈耶克的經濟研究。也是基於費舍爾20年來對哈耶克研究智庫進行持之以恒的支持，哈耶克才有機會與撒切爾夫人麵對麵交談。費舍爾1981年創立的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在全球90多個國家有超過500家機構，倡導自由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涵養和傳播哈耶克的思想，並且不斷地獲得更多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資金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更像是一種文化現象，就像電影《盜夢空間》裏講述的那樣，成功地植入我們的腦海當中，深深地改變了我們。更何況，產出自由市場經濟的朝聖山學社，不僅有哈耶克，還有公共選擇學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製度經濟學的奠基人科斯、貨幣主義學派的奠基人弗裏德曼、法經濟學的奠基人波斯納，以及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奧爾德雷德教授的評論常常讓我過目難忘，比如“正是這些新思想，而不是權貴們的陰謀，造就了我們當下所生活的由市場驅動的世界”。
這種“造就”有一個十分顯見的軌跡：經濟學的開山鼻祖是斯密，然而，雖然他強調的是開明的利己主義，以及著名的道德情操論，但是這一基石發展到現代經濟學階段，以新思想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時候，已然麵目全非。現代經濟學熱愛“理性經濟人”——那個像機器人一樣基於個體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去計算從而做出選擇的假想人。理性經濟人與現實經濟社會中的人類——我們自己——終究不同，而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們也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都沒有選擇去變更、改造，甚至懷疑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而是將出現的問題和背離算在了現實經濟社會中的我們自己身上。簡單來說，經濟學會這樣處理問題：當我們表現得十分利己，並且在能夠掌握的信息基礎上，通過一定程度的精細化計算，做出行為選擇的時候，經濟學認為我們是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而當我們隨心隨欲地做出行為選擇的時候，也就是像我們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做的那樣，經濟學就會認為我們是非理性的。是的，現實中的我們，偏離了從自己身上抽象出來的假設，然而被認為有問題的（非理性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經濟學的假設。再解釋得清楚一些，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改造的對象不是經濟學的理論假設，而是現實中的我們。經濟學甚至結合心理學等其他學科，想出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辦法，比如“助推”。值得注意的是，談這些並不涉及對其是正麵或者負麵的主觀評價，而是強調這些“改造”是確實發生的。
第一個故事是，作為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年僅32歲的哈耶克到英國求職時，遇到的人正是時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貝弗裏奇，從而得到了一個講師的職位。貝弗裏奇那時還不知道，這位講師在16年後成了朝聖山學社的領袖。是的，這個凱恩斯主義掘墓者們的領袖，是由凱恩斯主義政策執行者作為伯樂挖掘的。
第二個故事是，《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因為充滿爭議的言論而遭到許多出版商的拒絕，直到一位名為戴雷科特的教授說服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將其出版成冊。這並非運氣。戴雷科特的妹夫弗裏德曼是貨幣主義的靈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位堅定的凱恩斯主義反對者。因此我們很難不去猜想，如果沒有弗裏德曼這個跨洋知音，可能就沒有《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的出版，也就不會有凱恩斯時代輝煌過後撒切爾和裏根掀起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難被奉為圭臬。
如果說以上兩個故事還是太“象牙塔”了，那麼奶農費舍爾與哈耶克之間訴說的財富增長與思想擴張的故事就比較接地氣了。費舍爾作為農民，在依靠“籠養雞”發家之後，不斷地支持著哈耶克的經濟研究。也是基於費舍爾20年來對哈耶克研究智庫進行持之以恒的支持，哈耶克才有機會與撒切爾夫人麵對麵交談。費舍爾1981年創立的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在全球90多個國家有超過500家機構，倡導自由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涵養和傳播哈耶克的思想，並且不斷地獲得更多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資金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更像是一種文化現象，就像電影《盜夢空間》裏講述的那樣，成功地植入我們的腦海當中，深深地改變了我們。更何況，產出自由市場經濟的朝聖山學社，不僅有哈耶克，還有公共選擇學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製度經濟學的奠基人科斯、貨幣主義學派的奠基人弗裏德曼、法經濟學的奠基人波斯納，以及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奧爾德雷德教授的評論常常讓我過目難忘，比如“正是這些新思想，而不是權貴們的陰謀，造就了我們當下所生活的由市場驅動的世界”。
這種“造就”有一個十分顯見的軌跡：經濟學的開山鼻祖是斯密，然而，雖然他強調的是開明的利己主義，以及著名的道德情操論，但是這一基石發展到現代經濟學階段，以新思想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時候，已然麵目全非。現代經濟學熱愛“理性經濟人”——那個像機器人一樣基於個體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去計算從而做出選擇的假想人。理性經濟人與現實經濟社會中的人類——我們自己——終究不同，而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們也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都沒有選擇去變更、改造，甚至懷疑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而是將出現的問題和背離算在了現實經濟社會中的我們自己身上。簡單來說，經濟學會這樣處理問題：當我們表現得十分利己，並且在能夠掌握的信息基礎上，通過一定程度的精細化計算，做出行為選擇的時候，經濟學認為我們是符合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而當我們隨心隨欲地做出行為選擇的時候，也就是像我們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做的那樣，經濟學就會認為我們是非理性的。是的，現實中的我們，偏離了從自己身上抽象出來的假設，然而被認為有問題的（非理性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經濟學的假設。再解釋得清楚一些，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改造的對象不是經濟學的理論假設，而是現實中的我們。經濟學甚至結合心理學等其他學科，想出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辦法，比如“助推”。值得注意的是，談這些並不涉及對其是正麵或者負麵的主觀評價，而是強調這些“改造”是確實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