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好的機會，將過去零零星星的作品，結成兩本書出版，是件十分快意的事。
嶽建一老師教我要有所側重，我便重新作了調整，把文論部分集中在一起，經由分析作家、作品及其內在精神、心性，外圍環境、曆史，探密“灰色地帶”中的是與非，真與假，美或醜，取名《灰色地帶》；其他文化隨筆和有關哲學、思想、教育、曆史等方麵的內容，組織在另一部書裏，取名《不死的光芒》。內中所收文章，主要是上學期間寫的。那時候獨居鬥室，很少有什麼活動，就特別隨意地讀著書，順便留意一些較為重大的文化、社會話題，或主動，或應約，參加過其中的討論，興趣使然、命題作文皆有之，一篇篇攢下來，數量可觀，發表後也產生過不大不小的反響，甚至遭到某些報紙、雜誌上綱上線的批判。好在中國再不是“文革”年代了，否則的話，用不少過來人諄諄告誡的道理講就是，你早已卷起包裹走人了。
我沒有走人，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在於數幾位老師的關懷和愛護。我知道，他們不一定僅僅對我這樣個學生怎麼樣，而是在保護自身的良知良能，保護我們好不容易才寬鬆、自由了一點的言論環境。
倘從那一方說，我心裏就會升起一股股說不清的悲涼意味，畢竟也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依然在“非此即彼”的邏輯怪圈裏把持權力，借以壓迫新鮮的觀點、意見，不許任何意義上的探討、批評，更不願看到和他們不一致的思想出現。
這股勢力有時候你可以忽略，有時候卻不能輕視。
尤其當對方處於強勢地位，自己卻處於劣勢、弱勢，不能自保時。
最弱、最劣莫過於學生，一個不小心，前途、命運就會被無情的權力之手掐斷，哪個環節脫開，一輩子的人生就會跟著全部倒掉。因此，我最痛惡的事情之一是“嚴打”或“開除”學生，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借口。
記得金庸小時候“玩劣”“調皮”“講義氣”“爭自由”，在中學和大學數次被退學，好未“開除”，加上當時管理鬆散，“各自為政”，他能找到其他機會，重新就讀，又因沒有戶口等等上的人為限製，一切招聘以考試成績定取舍，才得進入報業，終未埋沒。但如果這樣的事五六十年後再演，那他就徹底完蛋了。
可見，一個社會對於人的懲罰程度的輕與重，還應該和它可能給予人們機會的多和少相關。本身就很缺少機會的社會，其對人的處罰也不應是過於苛刻的。種種對於言論、身份、精神、擇業自由的諸多限製，反向地要求我們應從輕處理各類事故。直到前者能充分得到保障了，一個社會的製度、環境是良善健康的了，量“罪”、量“過”的從嚴，也才可能是說得通、行得通的。
早先我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的。後來看了雨果的《悲慘世界》，多少方明白一點點。
《悲慘世界》裏的一個毫無機會的下層貧民，隻為偷一塊麵包，就被判刑，又因惦記家裏嗷嗷待哺的孩子們生計無著，越獄幾次，不斷加刑，19年後才被放出來，姐姐和她的孩子果都不知所終。在這裏，一塊麵包斷送了全家的“財路”，緊跟著幾口人活活餓死，這樣的“處罰”，相對來說是何其之嚴酷無情、蠻不講理！
再假如這樣的故事受到嚴格審查，不能出版發表，有了災難而不讓曝光，那這個社會就一定不會有救了！
總算我熬過了那些忐忑小心地做著學生的日子，暫時取得了部分的“自由”，擁有了一些機會。
但另一部分的自己，我明白，仍還在接受耐性、意誌等全方麵的磨練，無窮又無盡……
2003年9月11日中秋月圓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