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裴汝誠
宏義同誌的近作《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為中心》，即將呈現給讀者了，我有先讀之快，亦先行祝賀了。
多年來讀到宋朝初期政治，就有一些疑雲不時出現在眼前，主要是：那些政治疑案可是孤立的？如不是孤立的，那麼之間的聯係又是什麼？從宋初王朝政治的進程上看，那些政治疑案之間顯然是有著密切聯係的，它們的中心就是皇位繼承問題，而這個中心議題的重點無疑就是“金匱之盟”。五代政權交替的教訓和陳橋兵變的現實，當是出現金匱之盟的曆史原因。金匱之盟的核心內容是將皇位授受在趙姓之中進行，而不是在趙姓之中的趙匡胤或趙光義、趙廷美當中的任何一支中傳承。但實際的情形，恰恰是在趙光義一支中進行，這是為什麼，或者說怎樣操作才能發生這一變化？
金匱之盟的重要人物，趙匡胤在世時自然是他，趙光義坐上龍椅時，則無疑是趙光義。趙光義在即位後的一個月就登極改元，而不等到再過十幾天的來年正月這個傳統的改元之日，為什麼這樣急切？
趙德昭、趙德芳兄弟之死，趙廷美之貶，這三個都可能和皇位授受產生直接關係的人物的貶和死，為什麼都在趙光義掌握皇權之後發生？這顯然不是孤立的。
從金匱之盟到真宗即位，即從趙氏到趙氏一支的傳承變化中，趙普都是漩渦中的核心人物，他那句太祖已誤，你趙光義不能再誤的說法，道出必須在趙氏一支內授受皇位的政治主張，而這正是趙光義多年籌劃而沒有直白於口的問題。趙普敢於和趙光義說出這種完全和盟約背道而馳的見解，並且為趙光義最後用傳位兒子的行動所實踐，決非出於偶然，隻能說明趙普和趙光義在這個授受皇位問題上的默契一致。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於國於民於曆史進程有益與否，是評說的主要標準。趙光義沒有實施違背曆史進程的政策，主要強調的仍是趙匡胤時期的成規；真宗繼統之後，在政治設施、製度建設等等方麵均有所發展，被後人稱為“真仁治世”，對結束唐末五代的紛亂割據有著重要作用。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趙光義即位以後實施的不少政策措施，都和金匱之盟有著或明或暗的關聯。
由於趙光義得位不正，所以在當時以及他的兒孫編修實錄、國史時，對相關的史事大都作了掩飾、刪改，使得本就有些語焉不詳的宮禁內事，如金匱之盟之類，更加雲山霧罩，傳疑千年。因此，對宋初那些決非偶然發生的政治疑案，必須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力求辨析眾多紛雜的史料，找出諸事件的發展線索，才能找到破除這些疑案迷蹤的關鍵。宏義的新著，在這個方麵作出了可貴的努力。
該書資料翔實，宋朝國史、實錄、會要等官方史籍，《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宋元明清私家著述、文集、筆記，搜羅殆遍；當代史學泰鬥的論著，年青一代學者的文章，凡與此題相關者，無不備覽，讀者有此書一冊，自可窺見宋初三朝皇位傳承的官私資料。值得稱道的是，全書從宋初主要典籍研究入手，點破宋初政治迷霧，紮根於資料之中，後人欲解“千古之謎”，仍須從資料用力。作者對資料辨別真偽，區分可信程度，品評各家對資料的詮釋，都頗具說服力，富有啟發性，有與讀者互動之效，使研究工作有著堅實基礎。
全書以皇位授受為中心，以“金匱之盟”為重點，重筆剖析趙光義、趙普其人其事，加之隨文考證，論說有力，所以線索清楚，重點突出，堪稱力作。倘能在表達方麵更加推敲斟酌，當可增收閱讀之效。
宏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參加多項標點校勘古籍工作，如《朱子全書》、《顧炎武全集》，修訂點校本《宋史》等等，在學習和實踐中，於宋代史、宋代文獻、目錄學、校勘學受益匪淺，在同一時期，發表論文多篇，著作數種，不少論著都是研討宋代政治史的成果，因此撰作此篇書稿，應是積累有年，水到渠成。
二十多年來，我們共同工作，相互切磋，宏義是超常勤奮的。功夫不負勤勉人，多年的曆練，辛勤的耕耘，理所當然地應該獲得今天的收獲，盼為祖國的百花園再添奇葩！
緒論
宋初政治及以皇位授受為中心的諸疑案
史稱“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就宋朝而言,因“藝祖(太祖趙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997頁。）所謂立國之本,關乎國之興亡與國祚修短,而宋初所確立並深刻影響有宋一代政治文化的“尚文”國策,實與宋太祖創建宋朝的方式，以及宋初帝王為長治久安而施行的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迥異於宋朝“尚文”之風,唐末五代時期政壇上彌漫著尚武鄙文風習:“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卷二**後漢乾祐三年四月,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9422頁。自唐代“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戰亂不已。進入五代時期,依然方鎮據地稱雄,而朝中大將亦擁兵自重,驕兵悍將屢屢在野心家的策劃下發動兵變,使天子成為其“販弄之物”,《通鑒》卷二八一後晉天福二年七月,第9178頁。以至於五代諸政權曆時均甚為短暫,天子往往死於非命。據《通鑒》所載統計:後梁曆三帝十六年,後唐曆四帝十三年,後晉曆二帝十一年,後漢曆二帝四年,後周曆三帝九年,其為帝時間短者僅數月而已。其中後梁太祖、郢王、末帝,後唐莊宗、閔帝、末帝,後漢隱帝,前後七君皆死於非命,後晉出帝因國亡而被契丹擄向北國。後周世宗柴榮即位後,南北征戰,“神武雄略”,被譽為“一代之英主”,（(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紀六》,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587頁。）但又壯年病卒,由其七歲幼子即位,卻因主少國疑,後周大將趙匡胤乘機發動兵變,創建了趙宋王朝。
清初學者王夫之指出:曆代“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也;其次以功,漢、唐是也”。但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為裨將”,而“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實是“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當時“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所以太祖“一旦岌岌然立乎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唯其懼也”,故“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3頁。）因此,為避免宋朝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宋初君王在總結五代諸國“短命”及自己從後周奪得政權的經驗教訓後,在政治上相應施行了一係列政策,如:為抑製武人集團勢力,而實行“崇文抑武”之策;為加強中央集團,而實行“強本弱末”之策,以奪方鎮之權;為使朝廷中各利益集團互相牽製,“各不敢為非”,而實行“異論相攪”之策;(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一三熙寧三年七月壬辰條,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169頁。）為避免如後周“主少國疑”而政權為他人所攘奪的一幕再現,太祖與其母杜太後定下了傳位“長君”的“盟約”。這些影響宋朝政治或積極或消極的政策措施,其核心就在於皇位授受,即奪得政權以後如何保住政權,建立起能維持長治久安的政治體係。由此,在宋初,因立國、皇位授受等原因引發了諸如“陳橋兵變”、“金匱之盟”、“杯酒釋兵權”、“燭影斧聲”、“德昭自剄”、“廷美遷歿”和“元佐貶庶”等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