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凱恩斯主義複興。滯脹之後，西方國家大多實行新自由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製，而且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時代。但是中央銀行在盯住價格穩定的同時，忽視了金融穩定，放鬆了金融監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2008年美國次級貸款違約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麵臨“二戰”後最嚴重的“大衰退”，堪稱百年一遇。主張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義再度受到挑戰和批判，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美、歐國家廣泛采用大規模QE（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應對。雖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蕭條悲劇重演，但是過度寬鬆的貨幣條件也導致了一係列嚴重問題：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延緩市場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杠杆風險；同時，長期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分化、社會撕裂等深層次矛盾，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強，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激進政治觀點抬頭，逆全球化風險上升，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動蕩。
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經濟危機有可能成為宏觀經濟思想的第四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基建經濟學應時而生，成為拯救危機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疊加美國企業部門高杠杆、歐洲政府部門高債務和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轉型，流動性危機一度爆發，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超過2008年，美、歐再度祭出“QE+零利率”組合的超常規貨幣政策應對，對貨幣政策極度依賴，近年現代貨幣理論（MMT）甚至主張財政赤字貨幣化。但是過去20年美、歐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隻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反而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純粹是飲鴆止渴。中國也經曆過2009年貨幣放水強刺激的教訓，雖然度過了危機，但也埋下了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杠杆率飆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風險隱患，經過2016年以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階段性緩釋了風險。麵對疫情全球大流行、經濟深度衰退、中美貿易摩擦、新舊動能轉換等重大挑戰，中國沒有再次實施貨幣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選擇了“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的一攬子宏觀對衝政策，與美國過度依賴“QE+零利率”的政策組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是最好的實驗，曆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兩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巨大分化，有可能再次引發宏觀經濟思想的大分野、大變革，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國博弈的終章。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凱恩斯主義複興。滯脹之後，西方國家大多實行新自由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製，而且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迎來了低通脹、高增長的“大緩和”時代。但是中央銀行在盯住價格穩定的同時，忽視了金融穩定，放鬆了金融監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2008年美國次級貸款違約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麵臨“二戰”後最嚴重的“大衰退”，堪稱百年一遇。主張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義再度受到挑戰和批判，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美、歐國家廣泛采用大規模QE（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應對。雖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蕭條悲劇重演，但是過度寬鬆的貨幣條件也導致了一係列嚴重問題：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延緩市場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杠杆風險；同時，長期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分化、社會撕裂等深層次矛盾，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強，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激進政治觀點抬頭，逆全球化風險上升，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動蕩。
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經濟危機有可能成為宏觀經濟思想的第四次大論戰、大分野，新基建經濟學應時而生，成為拯救危機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疊加美國企業部門高杠杆、歐洲政府部門高債務和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轉型，流動性危機一度爆發，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超過2008年，美、歐再度祭出“QE+零利率”組合的超常規貨幣政策應對，對貨幣政策極度依賴，近年現代貨幣理論（MMT）甚至主張財政赤字貨幣化。但是過去20年美、歐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隻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反而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純粹是飲鴆止渴。中國也經曆過2009年貨幣放水強刺激的教訓，雖然度過了危機，但也埋下了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杠杆率飆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風險隱患，經過2016年以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階段性緩釋了風險。麵對疫情全球大流行、經濟深度衰退、中美貿易摩擦、新舊動能轉換等重大挑戰，中國沒有再次實施貨幣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選擇了“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的一攬子宏觀對衝政策，與美國過度依賴“QE+零利率”的政策組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是最好的實驗，曆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兩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巨大分化，有可能再次引發宏觀經濟思想的大分野、大變革，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國博弈的終章。
二、“新基建”是應對經濟金融危機、化危為機最簡單有效的辦法
人類社會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誕生了宏觀經濟學。雖然在一些問題上目前仍存在巨大爭議，但經過各國政府的長期豐富實踐和經濟學家的深入研究，逐漸達成了一些廣泛共識。
第一，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供給和需求、長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係，不能走極端，激進的市場萬能和激進的政府萬能都是錯的，市場有失靈的時候，政府也有失靈的時候，政府完全不作為對市場自由放任，或者政府過度幹預擾亂市場正常運行，都會引發嚴重的經濟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