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誣說也。至謂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誌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遊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遊，悲歌叱吒，挾其殺人報仇之俠氣，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遊俠，使三聯本作便。
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者。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製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嚐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亻心亻心亻見亻見，為大盜鄉願吞剝愚弄，綿延長夜，豐□□□萬劫，不聞一新理，不睹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之土番野蠻降而猿訮，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軛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係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被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為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
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為之君者，猶當自反。借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為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為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嚐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複。借搜緝捕匪為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複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為罪，反以為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為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為奇，獨湘軍既興，天地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仇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為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煥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雲雲。是則湘軍助紂為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膚革堅厚，乃逾三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為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十之五六，為至眾矣，而其未死者，必鑒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鬥以求生；是敗率皆化為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其明征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圖之哉！
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目間然驕居，自以為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為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饑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於為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為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一戰而潰，為之奇喜，以為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製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既壓境，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耒呂，強易以未嚐聞之後膛槍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為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即或幸而不死，且嚐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裏外，欲歸不得，淪為乞丐，而殺遊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為遊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為盜賊者，然不得為盜賊之證也。
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製獲遊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遊勇若幹人。”上官即遽以為功。所謂遊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為入於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應召者為入於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阱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遊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結，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讚歎者。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於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況官吏貪於高擢，賤勇涎於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阱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複賤辱之，蹴蹈之，三代不得為良民，著於令甲。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為阱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為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牽製百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予毒也已。”此其阱天下之故，莊所謂“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