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時期，“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妓業等級之區別，另有南幫、北幫之稱。在上海十裏洋場，在江寧秦淮河上，在蘇州虎丘山塘，在廣東的珠江河畔，……都是當時娼妓的發達地區。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並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諱。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琴棋者。官場交際中狎妓飲酒為普遍現象，官員政客、文人士大夫、商賈行旅，與名妓們詩酒互答，流連竟日，是最正常不過的事。
朝廷不得不重申禁令並加重了處罰力度，“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鄰保杖八十，房屋入官。”但妓業積重難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認真貫徹實施，官妓革除也推動了私妓進一步犯濫。官妓明裏暗裏繼續存在，官場交往仍然以妓院為場所。
光緒33 年（1907年）9月10日，民政部批準了原由“巡警部督同紳士”管理的京師濟良所，並製定章程。該所被允收容之條件為：誘拐抑勒、來曆不明之妓女，被領家淩辱之妓女，不願為娼之妓女，無宗可歸無親可給之妓女。濟良所收容妓女是基本秉承自願而非強製性的原則。經費來源有：工巡捐局撥款（每月銀一百圓）、領娶者之捐助、特別捐助、房屋賃銀，另外不足時由巡警總廳臨時補助。同時要按月造具收支清冊，呈報總廳查複批準後按月登報，以示公開。對於濟良所的創辦，晚清京城社會讚譽很多：“幾人本意樂為倡？立所於今有濟良。但出汙泥即不染，蓮花萬朵在池塘”
有清一代，娼妓可謂無所不在。清政府禁娼，在執行層麵上缺乏具體操作性，禁令吏治敗壞，賄賂公行，使所有政令難以落實。吏役人等更是藉政府禁令橫生事端，使政府法令在貫徹中產生流弊：“賭博、流娼、私販、私銷，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攬，公然違禁。官即清查，先令躲避，稽查愈嚴愈得藉端勒索。凡有差票到手，則登門肆橫，索酒飯講差錢，稍不遂意，百般恐嚇，鄉民畏事莫敢聲言，是下而剝削小民之弊也。”所謂禁令，成為一些官員非正常收入的一個管道。地方查禁娼、賭，也不過是索賄常例。在這樣一種官場風氣之下，禁娼法令的敗馳，勢在必然。不知當今的人們對此有何感想？
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在禁娼無奈之下開征“花捐”，將娼妓變成一種合法收稅的行業。政府對娼妓也采取了一係列的措失加以控製與改良。北京地方政府劃定了專門的“風月場”：“營業者以巡警廳圈出之地段，並已經允許開設、在衛生局注冊者為限。”政府將妓院分為四等，分別是清吟小班、茶室、下處和小下處，各有一定的數額限製，總數不得超過373 家，準許頂開而不許添開。除“風月場”外，其他地點的嫖娼行為皆為非法，如旅店對旅客應禁止的事就有：“暫居遊娼若招引客人及留客住宿者”、“旅客招致娼優到店住宿及飲酒彈唱者”等等。還規定“不準於臨街為惹人觀玩之建造或裝飾，不允妓女到街麵拉客，不準倚立門前為惹人之舉動，不準接待著學校衣服之學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要定期接受衛生局的身體檢查，身有傳染病及花柳病者不準仍在樂戶接客等等。此後所要打擊的隻是未向當局注冊、偷漏國家稅款的所謂“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麵。
嘉、道時期，“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妓業等級之區別，另有南幫、北幫之稱。在上海十裏洋場，在江寧秦淮河上，在蘇州虎丘山塘，在廣東的珠江河畔，……都是當時娼妓的發達地區。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並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諱。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琴棋者。官場交際中狎妓飲酒為普遍現象，官員政客、文人士大夫、商賈行旅，與名妓們詩酒互答，流連竟日，是最正常不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