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的《資治通鑒》，杜睿準備寫成《周紀》五卷、《秦紀》十一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於《秦紀》描寫的並不詳實，大概是因為秦以法治國，與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來《秦紀》與《漢紀》相比，於治國方麵更有參考價值，變將原書中的三卷擴展為了十一卷，準備從河西之戰一直寫到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為止。
前世的《資治通鑒》之所以被後世曆朝曆代的君王都當成治國要典，關鍵原因便是《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資治通鑒》的價值雖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陳垣在《胡注通鑒表微》就曾評價說：“《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誌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係論以見托始之意。”
可見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曆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並論。
此外《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
如後世的史家嚴耕望曾指出《資治通鑒》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64：“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
《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
另外《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卻也全文照錄。
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隻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誌，《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誌”，《舊唐書$淫蕩》偶有誤為“魚誌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誌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誌，相互混淆。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
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隻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