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光緒四年（{1878}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我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至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基馬爾（今譯作凱末爾，下同），於是始得複興。基馬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複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光緒四年（{1878}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我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至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基馬爾（今譯作凱末爾，下同），於是始得複興。基馬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複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