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有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麵臨現實的困惑，必然要追溯曆史上的源頭。那麼，曆史上的縣轄政區，又是何種情景？
十餘年前，胡恒考入人民大學曆史係本科，我給他們班大三時講授曆史地理學概論課。胡恒學習很用功，善於思考問題，經常提問，與我探討，體現出對曆史地理學的濃厚興趣，後來讀研、讀博一直在我名下。曾記得還在他讀研時，我去參加某兄的學位論文答辯，論文指導教師是劉君德教授。該學兄的研究主題是當代縣以下政區研究，論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曆史時期情況往往語焉不詳，主要原因是對曆史文獻的隔膜，對曆史場景的生疏。顯然，要求非曆史學專業的學者一下子對曆史文獻了如指掌、引用駕輕就熟、研究熟能生巧，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後，劉君德教授跟我說，人民大學能不能展開對曆史上的縣轄政區的研究？當時，我就一口承應了。
回北京之後，與胡恒說起這件事，他興趣很濃。因縣轄政區也是一個宏大命題，曆史時期的研究也要分時段、分地域、分性質的研究。事有湊巧，本世紀初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筆者有幸參加鄒逸麟教授主持的 «清史·地理誌»工作，承擔三省撰文。為了鍛煉學生的學術能力，我安排三位研究生撰寫山西，胡恒分工山西中部。筆者知道，以往一些學者參加集體項目，往往完工了事，做完之後就不再去思考；但胡恒並非那樣，他一邊研究、一邊思考，待山西文稿完成之時，一些考證也完成了，進而若幹篇論文的構思也在醞釀之中，真是應驗了竺可楨先生“既出成果、也出人才”的高見。於是，碩士論文的選題在時段上選擇了有清一代，專題上選擇了巡檢司，地域則覆蓋全國。由於問題意識強烈，提出問題又解決問題，加上文獻功夫很在行，當年被評為清史所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對同一個學術領域的持續關注，深入研究，必然會有收獲。讀博期間，胡恒又提出對“皇權不下縣”命題的質疑。本來這是一篇課堂作業，受到楊念群教授青睞，刊發於 «新史學»第5卷 «清史研究的新境»。由此而一發不可收拾，全麵、係統研究了清代縣轄政區，在 «史學月刊»、«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等刊物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論文，於是寫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三年前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一致獲得好評。
本書就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而進一步探索的結晶。他以曆史地理學與相關學術領域緊密結合的視閾，聚焦少有人涉足的清代“縣轄政區”專題，大海撈針式地爬梳地理誌書、檔案、實錄、政書等史料，對“縣轄政區”做出精湛的實證分析，質疑“皇權不下縣”更是振聾發聵，從而推出對清代基層社會治理全新的闡釋，其論述不僅大大推進了該專題的學術進步，而且翻新了學術界“行政區劃”要素理論，結論更具有強烈的現實借鑒意義。
先哲有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麵臨現實的困惑，必然要追溯曆史上的源頭。那麼，曆史上的縣轄政區，又是何種情景？
十餘年前，胡恒考入人民大學曆史係本科，我給他們班大三時講授曆史地理學概論課。胡恒學習很用功，善於思考問題，經常提問，與我探討，體現出對曆史地理學的濃厚興趣，後來讀研、讀博一直在我名下。曾記得還在他讀研時，我去參加某兄的學位論文答辯，論文指導教師是劉君德教授。該學兄的研究主題是當代縣以下政區研究，論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曆史時期情況往往語焉不詳，主要原因是對曆史文獻的隔膜，對曆史場景的生疏。顯然，要求非曆史學專業的學者一下子對曆史文獻了如指掌、引用駕輕就熟、研究熟能生巧，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後，劉君德教授跟我說，人民大學能不能展開對曆史上的縣轄政區的研究？當時，我就一口承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