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產生神經症的個人內心衝突，雖然不排斥性壓抑、遺傳稟賦、童年經曆等個人特征，但本質上卻來源於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力比多理論、俄狄浦斯情結、性欲發展的口唇階段、肛門階段、生殖器階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圖從生物學的角度確定某種普遍人性。但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考察，卻證明了並不存在所謂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種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壓抑和挫折，人的內心衝突和焦慮，乃至什麼是正常人格、什麼是病態人格的標準等，所有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這一思想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已經形成。
在本書中，霍妮反複強調：“認為新的心理學發現將會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傾向，這種想法已經不再行得通了。”“事實上並不存在適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學。”“我們的情感和心態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於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如果我們未能詳細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的種種影響，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弗洛伊德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致他做出許多錯誤的概括和結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對那些真正推動了我們態度和行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這種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乃是精神分析——由於它一成不變、亦步亦趨地追隨弗洛伊德開辟的理論路線——盡管表麵上似乎具有無窮潛力，實際上卻已經走進了死胡同，隻有靠濫用一大堆深奧難解的理論和含混不清的術語來裝點門麵的主要原因。”霍妮的批判，不可謂不深刻、不尖銳，無怪乎那些恪守正統精神分析理論的人要把她視為異端而加以驅逐。
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霍妮對神經症的理解有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她認為神經症雖然是一個醫學術語，但在使用中卻不可避免地要具備特定的文化內涵。所謂神經症患者，是指那些行為、情感、心態、思維方式都顯得不正常的人。但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卻“完全取決於特定社會強加於其成員身上的行為標準和情感標準。而這些標準卻因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不同”。換言之，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是相對的，在一種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種文化中卻可能是正常的。所謂不正常的人，無非是指他的行為、感情、思維方式與一種文化中大多數人不同。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內心才充滿了恐懼、焦慮和不安全感。
在本書中，霍妮運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經症患者內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衝突：一方麵，他們對愛懷有病態的追求，而另一方麵，他們又害怕愛，逃避愛，無法獲得愛；一方麵，他們拚命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麵，他們又懷著對失敗甚至對成功的恐懼，竭力要逃避競爭；一方麵，他們對他人充滿了恐懼和敵意，另一方麵，他們又總是傾向放棄自我，順從他人……所有這些病態傾向，固然源於童年時代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焦慮（Basixiety），但更多地卻源於當前實際麵臨的衝突。這些衝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內部，從這一意義上講，神經症患者個人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會、一定時代的文化危機的反映，神經症患者的內心衝突，隻不過是一定文化內在衝突的縮影。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霍妮不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說”，而且實際上對現代西方社會進行了文化上的，乃至社會經濟上的批判。
霍妮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產生神經症的個人內心衝突，雖然不排斥性壓抑、遺傳稟賦、童年經曆等個人特征，但本質上卻來源於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力比多理論、俄狄浦斯情結、性欲發展的口唇階段、肛門階段、生殖器階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圖從生物學的角度確定某種普遍人性。但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考察，卻證明了並不存在所謂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種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壓抑和挫折，人的內心衝突和焦慮，乃至什麼是正常人格、什麼是病態人格的標準等，所有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這一思想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已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