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 brüder）。
這一派的出現，表麵上是始於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裏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製主義者。我隻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讚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於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曆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托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讚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於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於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裏，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訊記於上海。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 brü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