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成本與發展速度的經濟學探討。
一、發展成本的內涵及學術和實踐價值。
（一）發展成本的內涵及在經濟學中的意義。
“發展成本”是國家政協委員、中科院教授牛文源與美國學者哈瑞斯在1968年發表於國際刊物上的文，章中聯合提出的。首倡者牛文源教授解釋說，“通常所謂的‘區域發展成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支持經濟起飛並實現區域戰略發展目標必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所花費的成本。基礎設施也稱基礎結構或社會間接資本，專指使用公共財富為直接生產部門和公共生活部門提供公用、共用設施，共用公用條件、公共服務體係的設施與機構。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公共財富使用分配的幾種表達方式之一，也是社會公共財富實施更高積累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2004年《生產力研究》第四期關於“區域發展成本的理論及核算方法”中提出：“區域發展成本或稱區域開發成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支持它的經濟起飛並實現區域戰略發展目標，必須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所花費的成本。”但我認為，把發展成本隻界定為基礎設施建設所花費的成本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
原因有三：
其一，經濟在發展，社會也在發展，經濟發展需要支付基礎設施成本，社會發展也需要支付社會文化、社會製度建設、人才培養、社會管理等成本。
其二，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發展是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之上的經濟社會全麵進步，發展成本自然是經濟社會全麵進步中，自然人和法人所支付的全部成本。
其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剩餘價值到利潤的轉化和剩餘價值到利潤率的轉化這個中心問題時，確立了資本主義“成本價格”範疇。馬克思指出：“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的每一個商品w的價值都由w—c+v+m公式來表示。如果我們在這個產品價值中除去剩餘價值m，在商品中留下的，便隻是一個在生產要素上費去的資本價值c+v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僅隻補償所費生產資料的價格和所用勞動力的價格，他所彌補償的，不過是商品所費於資本家自己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從馬克思的論述可知，成本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不變資本，不變資本按年度折舊計入當年成本。二是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可變資本，可變資本全部進入成本。
由此理論亦可推斷出：無論是微觀經濟發展成本還是宏觀經濟發展成本，都是由大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組成，發展成本亦然由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組成；不變資本形成發展的“硬成本”，可變資本形成發展的“軟成本”。
為了進一步研究發展成本，本文對發展成本進行分類。我們知道，個體資本是剩餘價值帶來的，那麼社會財富和資本自然是社會剩餘價值帶來的，社會財富自然包括全社會物質產品、精神產品和資金。資本的多少決定投資的大小，對不變資本的社會投資形成社會“硬成本”，對可變資本的社會投資形成“軟成本”。硬成本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對全社會的固定資產硬件投資，如企業廠房、街道學校、基礎設施、機關辦公樓、堂、館、所、居民住宅等。軟成本包括對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安全、教育、秩序、禮儀、文化、服務、管理等方麵的軟件投資，如撫養、教育、管理、安置、服務、生產提供的投資以及按照人的需求選擇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等方麵的社會投資。
有了成本的分類，就可以按照年度對全社會的投資增量成本與以往投資折舊率、全社會支付的勞動報酬、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中間消耗推算出各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成本，就可以比較分析和出台新的社會發展政策與宏觀經濟調節政策。
利潤轉化為投資對財富的積累具有決定性作用，區域財富的積累速度和質量取決於不變資本的有效投入和可變資本所創造剩餘價值的速度和質量。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投入等量的不變資本，因可變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量的不同，造成國家或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不同，這就決定了國家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
由此可見：“要加快國家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必須在盡量節省對不變資本投人的情況下，花大氣力降低可變資本的投入，提高創造剩餘價值的‘人’的生產潛力”，在有限的生產資金要素中花最小的成本，創造最大的發展受益。人的生產潛力主要包括人對技術的掌握程度、人才的開發培養、人文環境（政治、文化、法律製度），人的投資環境（自然環境、政府服務環境、基礎設施環境等）要符合人性發展的規律、提倡人本主義、樹立人本思想，大大改善和釋放人的生產能力。正如鄧小平所講：“要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口，大量創造剩餘價值財富與積累，創建節約型社會、降低支付成本和中間消耗、控製人口增長、降低過量人口對社會財富的消耗，盡量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用科學的成本觀與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一般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投資（固定資產設施投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的發展要求，投資水平各有側重，但經濟起步、國民財富、資源人口差不多的國家和地區全社會的不變資本投資差距不大，按照農業化——市工業化——工業化——技術尖端化的產業鏈條軌跡發展。可見不變資本的投資大小對經濟社會發展有直接作用外，對降低發展成本方麵的可塑性不是很大。而可變資本的可變彈性巨大，駕馭可變資本的彈性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對降低發展成本具有現實的可操作價值。
年度發展成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中間消耗十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十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提取的固定資產折舊。
（二）研究發展成本對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價值和學術價值。
1。區域發展成本可用來剖析各經濟發展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創造單位產出需要做出的犧牲和應支付的代價，分析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與發展成本，結合人均gdp科學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程度、人均收入、健康水平、就業狀況、識字率等與區域發展成本的關係，對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發展水平、發展階段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2。通過對發展成本的分析進行比較研究，辨明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支付成本的大小、經濟社會結構有無存在問題、宏觀經濟社會區劃、計劃、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製定是否可行？成本是否太高？可以成為建設項目投資預算、風險概率、回收周期、養護成本等的依據。
3。區域發展成本可作為各區域經濟調整產業結構，確立優勢產業的參考依據。
各經濟區域可立足於本地的實際情況，更具區域發展成本，調整產業結構，選擇有本地產業特色，避免盲從，充分發揮地方的比較優勢，回避高成本低產出的產業選擇，並結合各地曆史、人文、地理、資源環境等方麵的因素，確立優勢產業。
4。發展成本可考察經濟社會的市場競爭能力。一個經濟區域的市場競爭能力和適應能力取決於很多因素的影響，如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成本、勞動生產率、政府服務職能及政策、資源狀況、基礎設施建設、地理情況、人文社會情況等。其中經濟發展成本是一個關鍵的影響指標，如果一個區域經濟發展成本比較高，其市場發展能力和適應能力就會減弱，就會降低其投資回報率，投資者自然會減少，反之則投資者就多，發展就更快。
5。發展成本是一個極具經濟學學術價值的議題。發展成本把企業成本競爭的理念從單個經濟領域引向整個社會競爭領域，把經濟管理理念引申到社會管理之中，是理論的一次飛躍，經濟管理理論一般得適應社會發展管理及競爭要求。其理由有四：第一，一切社會關係都是建立在經濟關係的基礎之上的生產生活關係；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競爭規律、成本規律、經濟機製與上層建築中的管理製度和競爭機製源出一轍，適應對社會的管理競爭要求；第三，經濟競爭和成本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上層建築中政治法律製度建設與公平發展競爭的必然要求；第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是微觀經濟行為，降低發展成本、增加社會積累、提高社會發展速度是宏觀經濟行為。由此可見，經濟管理成本的理念適合社會管理成本的要求，把經濟主體的成本概念引入整個社會領域，把經濟管理的理念引申到社會管理之中，是一個理性升華和理論上的飛躍，應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口。
（三）經濟增長與發展、發展成本的關係及影響。
經濟增長通常指一一國（區域）在一定時期商品量和勞務量的增長，即產出量的增長，通常以gdp、gnp、人均收入等為指標。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廣泛得多，包括產出量的增大、人均收入的提高等生活指標，還有經濟結構’、政治體製、文化法律、觀念習俗變革的經濟社會綜合指標。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結構變化的過程。首先從產業結構變化所引起，產業投入結構的變化帶來新的經濟部門、新的行業的產生，如企業變革、管理部門變革、勞動力結構變化、教育結構隨之而產生變化等。一個國家的變化最優先表現的是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變化的合力推動了發展。。可見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無增長就無發展，包含在經濟發展中的經濟增長應該是多結構、多樣化產出量的增長，多結構、多樣化產出量的增長本身就是發展，經濟發展包含了社會發展的層麵，實際上是指社會和各種福利的增進。經濟發展的快慢取決於發展成本這個核心競爭力，一般情況下，經濟成本越低、經濟增長越快、財富積累越多、發展速度就越快；但在宏觀經濟運行的特殊情況下，投入一定量的經濟成本，經濟增量上升，而未必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有成本核算，社會發展也應有成本管理。把經濟發展的成本管理引向社會發展成本管理自然是一脈相承、理所當然的，增長是前提，發展是目的，成本是核心。
二、國家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成本過高的因素分析及影響中科院《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研究組於2002年公布了我國最新發展成本結果：“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狀況下可以辦到的事，在中國就需花費1. 25美元。”實際上中國比美國、日本、西歐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及地區發展成本的差距要大得多。一切發展進步的競爭都是圍繞成本的競爭而開展，長期以來，人們對各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研究得比較多，對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競爭力1也研究得比較多，但對社會發展成本研究關注得比較少，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成本問題非常重要，是否重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成本和重視程度的高低直接關係到發展速度的快慢，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管理、人口、經濟秩序、教育就業、文化服務等問題都大量地涉及政府對勞務的開支費用和中間環節的投入，關係到社會發展成本的高低。另則從執政黨的執政成本（執政能力、體製策略、職能定位機構及公務員配置、服務等）來看，也需要大量的支出，這些社會管理服務的投入與產出、時間與效率直接關係到發展速度。如果執政黨和政府從社會發展成本的角度提前控製人口增長精簡政府冗員、提高辦事效率，通過競爭選拔確有能力的人幹事，降低中間支出，則可大量降低對社會管理、教育就業、人口消耗等的社會支出，大大降低社會發展成本，形成高效率、低消耗、配置合理、管理有效、機製健全的執政黨和政府。
我國過去因不重視發展成本對發展速度的影響及其表現。
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社會發展接受前蘇聯發展模式的影響，經濟建設方式、執政方式、社會管理方式的政治色彩濃厚，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在“左”傾空想**思想指導下，在經濟建設上一哄而上，用政治的手段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過分強調共產、公有、共同富裕，大力推行“一大”發展成本“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全民煉鋼鐵運動”促生產，大小計劃導致國家資源配置的大量浪費，經濟發展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物質消費資料極度匱乏，大部分農村人口在饑餓、半饑餓的狀態下生存，使全體中國人飽受了短缺經濟給他們帶來的苦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毀掉了不知其數的中華文明古跡和精神財富，葬送了大批創造財富的專家學者的創造力，損失了大批幹部精英和國家棟梁，經濟危機加重、社會矛盾突出，經濟社會的發展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家為這種違背經濟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一係列重要思想，把經濟建設從計劃體製轉向市場體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小康，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三步走”戰略；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遠見，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多黨合作、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政治協商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逐步依照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辦事等，從而使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走上了正確的發展軌道。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我們從“計劃體製”“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製過渡，走了4個階段。但是，人們慣用了發展的政府決策與指標推動行為，人們對市場經濟研究和自如運用不到位，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用政府行為彌補市場缺陷行為不斷加深，而用市場行為彌補政府缺陷的行為甚少，必須加大市場手段力度。用成本管理解決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麵的不足方麵缺乏明確要求，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不時使用幹預經濟的多種措施，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政府不能幹預經濟發展，而是幹預過多，隨意性很大，影響了市場功能的發揮，增加了發展成本的支出。
到2003年底全國有6015個開發區，規劃麵積達到3.54萬平方公裏，而共和國建國54年來全國城鎮建設用地的總麵積僅為3. 25萬平方公裏a國家每年進口糧食在500億公斤以上，據糧食專家估計，到2010年我國將有2億噸的糧食缺口，需要大量的外彙儲備，即使有了足額的外彙，也不可能完全由國際市場來解決。
這增加了大量的外彙儲備和中間費用的開支，經濟和社會效益並不突出，出現發展成本與效益的巨大反差。
有的區域以工業興縣和擴大就業為理由，大搞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上馬高汙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工業項目，甚至把國外及東部地區淘汰了的工業機械設備以高價甩給西部，上當受騙、造成汙染等，為今後治理環境遺留了高昂的環境治理成本。
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由於改革開放後市場機製不健全，市場環境不完善，社會平均利潤在農產品價格上出現不平衡，加上運輸等客觀因素的製約，農產品生產成本逐年增高，而銷售價格增幅不明顯，農民主要收入和種糧的積極性受到重挫，總體上農民收入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這對解決農民的溫飽、逐步實現小康增加了難度，增加了國家對“三農”經濟的發展支付成本。
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一是承包製時期，承包主體不顧設備維修和長期發展而拚設備，撈夠之後一走了之，真是“富了方丈、貧了廟”。二是股份製時期，他們壓低國有資產價值，占有原始股份並向親友分散，侵吞國有資產。三是中一小企業兼並，改製、改組、變賣、破產過程中，從上到下的一些政府、地區、部門不顧全局利益，以企業改製為由，不顧原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的債權債務關係、擔保抵押關係，不顧損害經濟關係、經濟秩序，將縣及縣以上國有不良企業不進入企業破產程序而進行隨意處置，除了適當安排了下崗職工之外，全部賣給私人經營，把商業銀行巨額不良資產的包袱甩給中央政府，實際上出現了收益地方化、部門化、個人化，而風險國家化的問題，增加了國家的發展成本。另外還有因，種種利益關係、集團關係、種族關係導致內外勾結，暗箱操作致原有國有資產的價值變相低價處置。有的官商勾結，私自訂立股權合營關係，在暗中分紅，使原有國有企業、服務性設施低價出讓給私人，造成國有資產硬成本大量流失。
在交通、能源、原材料建設項目、國家投資項目招標等方麵監督機製扭曲，不時出現濫用職權，謀私、吃回扣，使工程質量、項目要求無法保證，無法達到其設計標準，出現“豆腐渣”工程，使建設項目的使用期限縮短，無形中增加了再次投資的建設成本。在政府行為方麵，例如某地區政府在“充分論證調查”的情況下，在兩地鄰縣交彙處花費大量資金建設了一個農產品交易市場，大張旗鼓地發動兩縣的周邊群眾到那裏去實現商品交換，而群眾沒有到那裏去做生意的意識，都喜歡在本村、本縣做生意，開張不到一個月該市場就自動關停了，浪費了大量的建築設施和大片土地。又如，在某縣政府大力倡導下，在城區一個空地修建了商貿市場，動員全社會自然人出資修建商鋪，統一規劃、產權歸己，政府出資修繕豪華門廳，內設工商所、治安隊、稅務所等機構，結果不到一年，商貿市場購物人員稀疏無幾，大部分經營商棄鋪而去，使公、私投資閑置，給該縣資金資源本來就不足的狀況雪上加霜，造成了新的資金浪費。還有養殖業基地建設、科技示範區、旅遊開發區等等，大部分是政府主導開發建設的項目。故各級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轉換職能，節約發展成本則顯得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