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膝精神 夢圓“容膝齋”
教師與書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俗稱教師為“教書先生”不無道理。做教師的教書、愛書、看書、買書、藏書，便有了對書房的企盼。我就是一個一直有著書房情結的農村教師。餘秋雨說得好：“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其實，書房不隻是個人的精神巢穴、生活禪床，我的書房夢又何嚐不是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曆史見證和溫暖記憶。
1950年3月，新中國誕生的禮炮剛剛響過，13足歲的我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為有半年初中的文化水平，居然還在部隊當上了“文化教員”，為戰士“掃盲”。後來，因病轉業到地方，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從此，一直在紹興縣農村小學教語文。感謝政府在1956年送我去嵊縣初級師範學校輪訓了兩年，也隻取得了初師畢業的文憑，而卻成了我的最高學曆。當時，宿舍就在學校裏，校舍又多是祠堂庵廟，能有一個鋪位就相當不錯了。在無法奢求書房的生存環境裏，我在床邊的桌子上，用包上紙的磚頭作柱，上擱一塊木板，便是我心儀的書架。以後我又用廢棄的木條、木板，釘了個更像樣的書架，似乎就是“升級版”了。
1962年我結婚了，有了一個單人寢室和一個舊的四層書架，能把所有的書都排列起來，真是不勝欣喜。我抓緊自學，沒有別的目的，隻想成為一個優秀教師。於是，一些教育夢想的種子也悄悄地融進了書本中的字裏行間，隻等陽光一照耀就能發芽。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領導要我們把所謂“封、資、修”的書統統上繳一律封存。這樣，剩下的書不上20本，“書房夢”也就成了牛鬼蛇神設置的一個魔障。
一聲春雷，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個人的命運總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我的那些被封存的書回來了，書架劫後重生也更添風姿。我這個背負所謂“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白專道路”名號的反動知識分子，從被批挨整的地位變成了分管教學的錢清區校副校長，同時，還兼任了浙江省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省九年義務教育小學語文教材編委會副主編，全國嚐試教育理論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教學月刊》的兼職編輯等。在提高小學教育普及率的戰鬥中，如何提升當時以民辦教師為主的師資隊伍素質，成為當務之急。我便從抓“教材教法過關”入手，讓教師懂得“教什麼”（教材）和“怎麼教”（教法）。我的書架可派上了大用場，翻檢小學各科教材教法研究的藏書，找尋有效而又簡捷、好聽而又實用的講課思路。晨曉深夜、青燈長卷，我忙碌在書架之前和案桌之上。
1983年，我調到紹興縣教研室任副主任。好不容易終於分到了40平方米左右的一處住房。雖然居住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但一家五口擠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獨立的書房。所幸這住宅有一個向北的後陽台，我便裝窗封閉，勉強放下了一個書架和一張小小的寫字台。椅子是放不下了，我便找了一個窄窄的包裝箱，豎起來作座椅，才可以把雙膝勉強塞到寫字台下。我為終於有了可以獨處的書房而欣喜萬分！出於文人的積習，便想給書房起個名。坐在包裝箱上，我忽然想到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的一句話：“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室小僅能容膝易於安身足矣，便欣然命名“容膝齋”，自己書寫後刻在一方木板上，掛於書架上方，真有說不出的得意。在步入市場經濟後不免世事紛擾、人心浮躁的歲月裏，人們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精神家園不在大小而在有無，有“容膝齋”可供目耕心織、起早熬夜，於願已足，夫複何求。這應該是我在當時頗為得意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