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實業編
文獻與研究編
一、寧波幫有關文獻
【編者按】寧波幫人士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地區，在著力發展自己經營的投資事業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工業界的共同事業，如工業會立法與工業團體組織問題、工業技術問題、工業部門發展問題以及政治問題等。以下所錄各文即寧波幫人士有關此類相關問題的若幹文章，均為有關抗戰大後方工業史的重要曆史文獻。莊智煥當時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經濟部企業司司長，盡管不是從事生產經營的實業家，但是作為寧波籍的經濟行政官員，與寧波幫實業家在大後方的經營活動當然是有關係的。這裏選錄的若幹文章，希冀有助於從中了解抗戰時期後方企業發展的大致脈絡。
對於八中全會議決加強直接稅之意見
劉鴻生
前次八中會全曾通過一重要議案，即《動員財力，擴大生產，實行統製經濟，以保障抗戰勝利案》。此案關係抗戰，正如議題之所示，其所定辦法，亦切實際狀況。行之有效，足以促抗戰之成功，誠為此次全會舉行之重大收獲，無待費詞。惟﹝唯﹞是案辦法之甲項“動員財力”第一款“擴大直接稅體係並嚴格征收過分利得稅”，竊以為實施之時有應加以注意之必要。謹將意見體陳於次：
查直接稅本為最良之稅製，較之間接稅為合理，早為世界各國所采用；且符總理“節製資本”之原則，加強直接稅，征收過份利得稅，尤合戰時之要求，決定實施，實屬正當。蓋國內工商業界因戰時之過份﹝分﹞利得而暴富者甚多；且有如提此議案者之所舉：去年各紗廠以紗價暴漲，年終分紅，職員每人有得較月薪二百倍之紅利者。此種過份﹝分﹞利得，政府若重以稅之，既可資為戰費，複可遏止私人資本之過度發達，誠為理所當。然在實施之時，尚應加以注意者，即：（一）直接稅之征收，其對象應為自然人之各個人；（二）對登記公司之法人，應明令依累進率提存特別公積金，免予抽稅。此其故，蓋因環顧國內現狀，投資於生產者少而投資於投機事業者多，生產資本缺乏，故對於直接生產資本，免予抽稅，明令提存特別公積金，正所以促進戰時生產，將個人與法人劃分，其執行上困難即可解除。查國內現時生產資本，甚形貧乏，乃舉國所共知；其缺乏之原因，則以投資於投機事業者多而投資於生產事業者寡，其故則又以投機事業較生產事業，在資本方麵，運用靈活而不呆滯，利潤較豐，且容易逃避稅收；以此社會之遊資，均活躍於投機事業。生產事業除國營各企業外，民營企業，大都規模不大。且生產事業愈健全者，亦愈感資本不敷運用。至言利潤，則遠不若投機事業，固然亦有如去年各紗廠以紗價暴騰獲利若幹倍者，顧此乃僅有之例外，其它工廠，大都利僅數分，即獲利稍多，亦轉而以之擴充設備，以圖擴大業務。當此之時，正應使社會知生產事業之有利，以轉移一般之目光，踴躍投資，以轉變現時投資於投機事業之風氣。同時政府為增加生產，尚應予以扶植獎勵，使各生產事業蒸蒸日上。若一麵既課公司贏利以所得稅及過份﹝分﹞利得稅，一麵又課股東股息紅利以所得稅，似有重課之嫌，是不特影響其基礎，且益驅遊資於投機買賣矣。至現時各工礦之資產增值，實為紙上富貴，將來抗戰終了，將有大恐慌隨之，過去歐戰之前例，足為吾人之殷鑒，未雨綢繆，對於各工廠未分之贏利，不若仍使之轉用為生產資本，俾其擴大生產。政府可對其資本之運用，予以監督。至於獲利過厚，如前述之各紗廠，此則應另定處理辦法，不宜因僅有之現象，而訂定通則，施諸於全體，以免影響其它生產事業。此外若產業之股東或職員分紅，其利得則應課稅；蓋所得稅及過份﹝分﹞利得稅，顧名思義，應有“得”乃稅。“得”在個人，重課則無傷，“得”在法人，免稅正足以促其生產。故在目前“得”之對象，應視為個人而非法人，則征稅之對象，亦應隨之。根據上述，為促進戰時生產並顧及戰時稅源之增加計，茲將辦法五項條舉如下：
（一）贏利之礦工，不課直接稅，由政府命令提存特別公積金，以供戰時擴大生產及戰後物價低落時之抵補。
（二）特別公積金，應根據贏利之數，依累進率計算，但免課稅。
（三）特別公積金，在將來分配為股東及職工紅利時，則應補課所得稅及過份﹝分﹞利得稅。
（四）股東紅利，仍抽取所得稅。
（五）職工紅利，依據原有收入，比照“一次利得稅”辦理之。
以上各項辦法，既非違反八中全會議決增稅之原則，而又適合目前我國之現狀，實為目前我國實施直接稅時應加注意者。謹提供裁奪采納！
（編者按：1941年3月24日至4月2日,中國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八中全會，在這次全會上，國民黨中央決定加強經濟統製。）
全國工業團體立法問題
胡西園
我國在純粹手工業時代，所謂工業者，不過指一部分以手藝製造用品出售之工人，或包括以手藝為人工作之人而言。其時社會眼光，以此等雕蟲小技，無足稱道，輒視為末流！而當時從事手工業者，複多目不識丁，智識淺陋；故往往不能不依賴於知識略高之商人。
自民國紀元前五十年左右起，我國始結機械工業之胚胎；然滯留中途，未曾前進，不為社會所注意。及至遜清末葉，稍具遠識者漸知機械工業之利益，但以種種原因，亦未有顯著之成績。至民國三年，以受歐戰之刺激，尤以民四以後，曆次抵製日貨之影響，漸知機械工業，始漸引起國人之興趣，而日見進步。民十八，我國實施自主稅率，且當時之銀價暴跌，國內工礦產品，內受關稅之解放，外得國際市場之青睞，銷路遂突飛猛進。至民國二十二年，約計全國工廠礦場，竟達三千數百單位。此項數字以我國幅員及人口而言，與英美蘇德之工業比例相較，固仍有天壤之別；但若與我國數十年前幼稚工業一相對照，則不無有相當之進展矣。工業對於現代國家之重要，無待贅述。而我國工業與土地人民之比例，尚如此渺小，此亦為有識之士，大聲疾呼，督促政府獎勵維護人民努力奮進迎頭趕上也。欲求工業之極度發展，以達到與各工業先進國家工業同一比例之目的，在各種工業之本身，固有其它若幹客觀條件問題，確非單純。惟﹝唯﹞就一般而言，整個工業，政府予以法定之獨立組織，俾其以集體之力量，謀共同之進展，則頗為當務之急也。查工業化先進之各國，其政府對於工業，莫不有法令之規定，嚴密之獨立。如美國之Ｍ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英國之Ｆ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德國之DerIesohrishe，Uarband等，而我國對此，迄今尚付闕如。
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對商人，則加強其原有商會之組織；對農人，則準其有法定之農會；工人準其有法定之工會；其它如律師，會計師，醫師等，亦均各有其規定之職業組織，而獨對於工業單位，無合法職業組織之規定。所有工業，均須附庸於商業組織中。乃工商業以立場之不同，在同一團體中，不但不能藉集體之力量合作奮鬥；有時反因二者利害衝突，而發生相反之結果。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政府頒布工業同業公會法商業同業公會法，具見政府已洞悉工業商業必須各自組織，社會經濟方得收異途同歸之效。惟﹝唯﹞工業同業公會，無工業總機構為之領導，仍各歸納於所在地之商會，是工商雖得部分分組，依然未能達到工業界要求之最後目的。或謂商之一字，涵義較廣，從事工礦事業者，一般習慣，統稱之為廠商礦商，則工業團體，歸納於商會顧名思義，亦無不合。按實際言之，工商一業，解釋至為清晰。所謂商業者，英文為Ｃommerce，交易貿遷之謂也，工業者英文為Industry，實業生產之謂也。殊未見有稍可含糊之處。當機械工業不甚發達之時期，工商業在同一組織中，尚不至發生顯然之不利現象。若近年來，我國工業正在發榮滋長之際；全國工業團體之立法問題，如不予以合理修正，則影響其前途進展，殊非淺鮮！其理由如下：
一、商業之基本精神，在貿遷販賣，與工業之生產供應精神不同。
二、工業資金巨，而運轉遲，商業資金少，而運轉速，因此，經營商業者，得以小資本經營大交易，工業則非有較大之資本，按規定程序照步驟進行不可，此工業與商業性質之不同也。
三、工業非有專門學識，不能辦理，與一般經營商業者不同。
四、工業不能在同一城市有多數單位，與各地商鋪不同。
就上述各方麵論，不但工業單位之數量，不能與商業單位在同一集團中，取得相等權數；其精神，性質，二者亦決不能沆瀣一氣。抗戰之前，全國工業，計百分之九二在沿海一帶，上海一埠，竟占百分之四八.七，內地幾無工業可言，故關於整個工業獨立組織之法令，尚不如目前之急切。八一三後，工廠內遷者，計四百四十三單位，其在內地陸續新辦者，亦不在少數。今故以四川一省言，舊有新創，合並計已達七百十六單位，工業已分布各省，不如以前隻集中一處。戰後工業，政府亦必本此原則，為全國平衡發展，向工業化國家之途徑推進。故為促進工業發展計，為國家管調工業便利，為工業界彼此聯係計，應請政府主管機關，修改商會法工業同業公會法，迅即頒布工業會法，以完備工業國應有之機構而慰工業界之喁望。茲將工業會之立法要點，分摘如下：
一、組織工業者，以省市為基幹，並應有全國性質總機構，工業會為二層組織﹝國﹙總會﹚與省或市﹞，因工業不能在各縣有許多單位，更不能有許多同業單位。
二、工業會之任務與職責為：
甲 產品之研究改良與發展。
乙 產品之標準化。
丙 勞工福利之增進。
丁 事業保險及必要統製之推行。
戊 勞資糾紛之調處公斷。
己 工礦之證明。
庚 工礦展覽之舉辦，與工礦業調查統計及編纂。
辛 技工及員工補習教育之舉辦。
壬 技術原料器材之合作。
癸 請求政府對於生產事業之維護。
子 工業會為工礦單位謀利益，亦為政府推行經濟政策之工具。
三、工業會與商會，為對等地位，組織單位中，有不生產之部分，如發行所，或推銷處等，則可加入當地商業公會，或當地商會。
四、出席省市工業會之代表，必為工礦事業之負責人。其人數自一人至五人，可隨事業之資本而定之。
五、全國工業總會，設在首都所在地，其理事會中之常務理事，至少有二分之一以上駐在首都。
上述各點，不過就工業會法中應注意之一部分而言，其具體條文細則，尚有待於立法者縝密研究。筆者未習律典，以從事工業，將近二十年，本事實之需要，一向主張工業單位，應有獨立之合法組織。此次被推為全國工業團體立法問題起草人，遂亦不揣簡陋，率爾操觚，全文中謬疵難免，尚希高明予以指正。
西北羊毛與我國毛紡織業
劉鴻生
羊毛為軍用品，又為“衣”的主要原料，因其輕軟禦寒，織成衣料，既衛生而又耐用，所以時代愈進步，對於羊毛的需要愈增加。我國西北幅員遼闊，人口稀少，本是適宜畜牧地區。但以羊毛的產量、品質方麵，尚少改進，毛價亦難於減低，頗有影響於國際貿易及國內衣著問題，茲謹就西北毛產與我國毛紡織業略述管見如下：
一、產量 關於我國西北羊毛每年產量，各方所發表的統計數字，多未能相合。現在姑且以負責統購統銷機關的統計數字做依據（我們認為比較確實）。
至於全國羊毛每年總產量，據同一機關調查統計，約為七〇七五〇〇關擔，故西北羊毛產量已占全國百分之五七.二強。
西北羊毛年產量，雖有405000關擔，但至少當有半數，即在當地以手工製成毛毯及毛線織成粗呢行銷於當地，能夠由政府收購，及運至灌縣或康定等以外地區銷售者，每年不過二十餘萬擔而已。如果將上述羊毛數量織成軍毯軍服，不過供給三百萬將士之需要（前方將士為爭取民族勝利而前赴後繼，再接再厲，我們不能不首先關懷他們的服裝），如欲以之供給全國人數衣著，相去尚遠。
按國外改良羊種每頭年產羊毛六磅；我國西北羊種，每頭年產兩磅,僅及三分之一。再西北草地的畛域，當地牧人分得甚為嚴格，羊隻絕對不能越境吃草，每年西北羔羊因缺乏食草而餓凍以死，或當地牧人因無法供給食草，隻得將羔羊殺死的，為數頗為驚人。西北每年能有許多運銷國內外羔羊皮，其來源在此。故欲增加西北羊毛產量，必須由改良羊種及試種外國食草種子入手。此外，在沙漠地區亦可試種外國草種藉以增加草地麵積。
二、品質 我國西北羊毛之特點，是粗硬而富於彈性，最適合製造地毯之用。世界上最名貴的地毯，大多是用我國西北羊毛織成的。天津在戰前每年出口洗淨之羊毛毛線的十萬擔，皆係運往國外供織地毯之用。西北羊毛除織地毯之用外，青海毛纖維較長，尚可織長毛毯。
就現在西北羊毛品質，原毛洗後，僅得淨毛約留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淨毛內能合於織成厚呢薄呢之百分數並不高；能紡成細毛線而織嗶嘰者隻百分之一二而已。近年國人用毛織衣料雖已增加，但由國內工廠織造者除極少數外，多是以外國毛紡織的（深色衣料多用外國舊毛紡織）。澳洲及新西蘭所產羊毛含脂肪極多，約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國產西北羊毛，因種類、食草及保養問題，貯脂極少，不值得提取。西北羊毛似僅及國外低粗雜種羊毛。故目前要杜塞羊毛輸入的漏巵，必須要多產能合用的細毛，要多產能合用的細毛，又非改良羊種不可。
但改良羊種，非短時期可以成功，更因改良種須長年喂草料，而冬天須在屋內生養；而國產羊種，則在秋天多吃草，將脂肪藏在羊尾，可在冬天少吃草，甚至無草可吃，全賴羊尾的脂肪來供養，故又名大尾羊。然而因冬天無草可吃，而餓凍以死的，亦不在少數。上年春間蘭州有二十萬張老羊皮在市賤售，就是因為三十年西北旱，少草，因此有多數的大尾羊餓凍而死。至於羊牢問題，西北人民多從事遊牧生活，一歲數遷，人尚無屋可住，羊牢更無論矣。所以改良羊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另一方麵，西北羊種改良以後，國內毛紡織業，自亦須增加錠子，以資配合，否則仍是於事無補。因為目下國內粗硬羊毛已在國外製造地毯市場占有地位，隻要外人不停止用地毯，國產粗硬羊毛是有銷路的，假定羊種經過改良，國產的粗硬羊毛都改為細柔的了，在國內既因紡織廠錠子不多，不能獲得銷路，又不合於製造地毯之用，如運銷國外，又須與澳洲、紐西蘭、南美洲及其它外洋羊毛競爭，因關稅壁壘等關係，一時恐難與他們競爭。結果銷路阻滯，豈非反因改良羊種而蒙受不利。
三、價格 西北羊毛的初步交易，是由牧人以之交換茶、糖、布疋及其它日用品，其原始價格，原屬甚低，然經販戶及其它方麵收購，運交統購統銷機關，再加上以不合時代工具搬運之運費，羊毛每經過一交易過程，毛價即增加一次，最後毛價遂遠過其原始價值。如目前無政府統購統銷，則經羊毛商人囤積居奇之下，毛價更不知高至如何程度了。根據紐西蘭領事館報告，上年該地低級雜種羊毛，每磅售價一三.五便士，即每關擔合國幣五百九十八元五角。我們推算我國西北羊毛原始價格，當較前述價格為低，可是現在渝地毛紡織廠，到廠毛價，終在每關擔三千元以上，雖然這是包括運費等在內計算，但是紡織廠購進西北羊毛的價格，與輸入羊毛比較之下，並不為低，可以概見。
戰前國內毛紡織廠所用羊毛，十九用澳洲產及其它輸入毛料，在購買手續上，亦尚便利。多由洋商送到需要地點交貨，且可無須先付現款；反顧采購國產羊毛，則須赴產地自購自運，一方麵須預先籌措大量現款，又因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往往在著手采辦一年半載以後，還不能運到應用。
總之，羊毛為毛紡織業惟﹝唯﹞一主要原料，故毛產與毛紡織業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為杜塞漏巵，挽回利權計，當然希望國內毛紡織業能永遠完全采用國產羊毛，但西北毛產既有上述種種困難，希望有關各方麵努力解除和改進，俾可配合國內毛紡織業的需要。在另一方麵，中國毛紡織業因西北羊毛改進，而獲得發展以後，民眾均可以薄呢厚呢料來代替夾衣及棉衣料，既可省工，又可省料，則全國民眾衣著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抗戰以來之企業
莊智煥
西南實業協會以我國戰時各種企業，實況如何，知者較鮮，因以此題征文於餘，以為介紹。餘以抗戰以來，我國上下，均在“前方抗戰，後方生產”兩目標下，協同努力，勇往邁進，故後方各種生產企業，突飛猛進，尤勝於戰前，殊有可以告慰於國人者，樂為執筆介紹。惟﹝唯﹞僅述戰時企業之狀況，非以戰前比較，則不足以明進步，非對戰後展望，又不足以勵來茲。用是於記述戰時企業之前，先將戰前企業作一概述；更對戰後企業作一前瞻，以殿於後，庶使國人得對我國企業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得一比較與策勵焉，但際此戰時，參考資料，常感缺乏，或以事關秘密，不容披露；故於記述之中，或未能詳，或僅以指數代表，尚希讀者諒之！
一、戰前企業概況
我國自有史迄於先秦，以時代進化，文物璨然大備，秦漢以後，四海既統一，政治力求安定，崇尚精神文明，輕視物資建設，民生所賴，食為先，故於農工百業，唯重耕織，但複崇儉黜華，唯求粗備，所謂“雕工刻縷，傷農事也，錦鋪纂組，居女紅也”，朝廷既以此為政策，社會亦以此為觀念，以故社會經濟，依然停留農業經濟階段之中。雖有工業，亦悉依附於農村，僅為農人業餘之副產，或家庭工業，規模既小，產量微薄，毫無“企業”可言。海通以後，歐化東漸，泰西各國，以工業產品隨其大炮巨艦以俱來，對我作軍事及經濟之雙重侵略，國人始驚然於泰西各國之富強，實得物資文明之助，於是朝野觀念，漸為之變，眾認非取法西洋，不足以富強，故清季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輩稍具時代眼光者，已知起而提倡，設廠開店，造船築路，第以清政不納，上下昏潰﹝聵﹞，國際情形既乏深切之認識，開發實業亦無根本之計劃，縱有一二稍具時代目光之人，提倡實業，亦均各自為政，漫無足觀，且以技術根基缺乏，往往中途停頓。迨民國締造，國父力倡開發實業，以促中國富強，寧讓政於袁世凱，而自負開發之責。乃不幸初見捷於袁氏，繼受阻於內爭，誌未能行。當時北洋政府，宵小交乘，昏庸腐朽，不殊清室，幾曾以企業為懷！故不僅未曾計劃開發，即有各個稍具規模之企業，亦未予以策進，以致所有國營事業，類皆殘喘苟存，其或陷於中輟。至於民營企業，因沿海沿江及鐵路沿線各地人民，痛感列強經濟侵略，起而模仿製造，逐漸得而建立各種企業之基礎。然亦以內乏政府之獎助，外受列國大企業之壓迫，旋生旋滅，屢仆屢起。即若異常，況所經營者亦均為消費品之輕工業，缺乏基本工業之建立，故對挽回利權，容有幾許成績，但於建國大業，所助尚鮮也。幸自國民革命成功，成立國民政府，繼承國父遺誌，展布經建新猷，積極開發實業，以裕國家經濟。其開發實業之方策，一麵發展國營企業，由政府撥定建設專款，整理舊有事業，並添辦新興企業；一麵獎助民營企業，或由政府投資合作，或予以各種便利或協助（如減稅、保息及代購器材等），以故在抗戰前數年間，我國國營及民營企業，頗呈向榮之象。其時我國各種企業，大抵集中於沿海沿江及鐵路沿線各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漢口、無錫、南通、濰縣、濟南、長沙、蕪湖、廈門、南海、太原以及香港等處，尤以上海一市為數最多。據調查：戰前上海工廠，多達五千四百餘家，工業資本占全國總額百分之四十，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工業產品占百分之五十，散在其它各城市之工廠，亦在五千家以上。故戰前我國企業，僅工廠部分，約在萬家之數。雖以質以量論，尚遠遜於英美各國，但就我國曆史言，於短期內得此，亦可謂空前進步矣！
二、我國企業之浩劫
我國各種企業，在戰前數年間進步彌速，已述如前。不幸正以此種驚人之進步，深致日寇之忌，誠恐我國由此富強，不惜發動武力侵略，由蠶食而圖鯨吞，爆發七七事變，以圖滅我中國。即不能鯨吞，亦擬摧毀我方興未艾以富強之各種企業，以削弱我國力，實現其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之幻想，使我中華民國回複過去之農業經濟社會，永遠依存於日本工業經濟之下，為其附庸。故此次戰事雖爆發於華北之盧溝橋，旋即擴大及於我沿海沿江暨鐵路沿線諸工業區城市，對我各種企業，或實行占領，或肆意破壞。故我國各種企業，損失之數，難以盡計。
據各方麵調查：日敵於廿六年七月至廿八年年底，此兩年半中，對我淪陷區各企業實行占領，由敵方軍事機關掌管，稱為“軍管理工廠”者，達九十七廠：計山西四十七廠、河北十四廠、河南十四廠、山東十八廠、安徽兩廠、江蘇、綏遠各一廠。占後委由敵方會社經營，稱為“委任經營”者，又達一百五十七廠。至於礦業，華北各礦，全被占奪，歸並於敵人所謂“北支開發會社”。然此項調查，因種種困難，頗多遺漏，數字必難詳確。況華南之廣州、廈門、汕頭各處所有工礦事業之被敵占奪者，尚未列入。而廿八年以後，敵尚繼續擴大侵略，後且發動太平洋戰爭，占領上海、天津等租界及香港、九龍，此等地區內之我國企業，當然全被日寇占奪。滬、港兩處，工業發達，素占全國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連天津、廣州、青島各地合計，至少占達全國總額百分之九十以上。此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工廠，除已內遷或在戰事中破壞者外，今已全入敵手，至少已為敵人支配。
至於在戰事中，遭受敵人炮火、轟炸、巷戰、搶劫與焚燒者，據Rober W Barnelt 《在太平洋戰事爆發前之上海工業》一文中所記：“八一三滬戰，上海各工廠在閘北者全部被毀，在楊樹浦及虹口者，被毀達百分之七十，在南市者，被毀達百分之卅。”又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一九三八年報告中所記：“上海全部工業，在滬戰中損失，若以類分，其中主要被毀之工業，當紡織、化工、紙張、印刷、煙草、麵粉、木材以及日用品各業。以廠數計，上海之中國紗廠三十家，被毀者二十三家；顏料業被毀者百九十家，縫織工廠被毀者五十家。”若以價值論，前實業部曾略為估計為八萬萬元。此等調查估計，或恐亦難詳確，但其數字已足驚人。況上海以外，其它各城市之工廠礦場，在戰事中被毀於敵人炮火炸彈之下者，又不知幾何。誠我國企業之空前浩劫，今日言之，心猶悸痛也！
三、戰時企業之複興
所幸政府早知敵謀，戰事爆發未幾，即計劃將沿海沿江及鐵路沿線各城市之重要企業內移，以保國力，並於後方各省，添設廠礦，以增生產，俾我國企業得以重奠新基，並助抗建大業。茲分述如次：
工礦內移——自民國廿六年八月滬戰發生始，政府即決定將各廠礦搬遷移於後方，爰訂定“遷移廠礦原則”七項，次頒布“工廠遷移協助辦法”八項，遷移之廠礦分兩種，首為軍需廠礦，次為普通廠礦。軍需廠礦主要為：１.兵工所需之機械化學冶煉工廠及礦廠;２.動力及燃料工廠及礦廠;３.交通器材製造工廠;４.糧食及被服工廠;５.醫藥品工廠;６.其它軍用必需品工廠。普通工礦，則為軍需工礦以外之廠礦，但亦先擇：１.機械工業之能製造工具機器及精密物品者;２.電氣工業之能製造各種馬達通訊器材以及電器用品者;３.化學工業之能製造軍用化學品原料及其它有關化學品者;４.特種工業如製釘、煉氣、玻璃、造紙廠等之為各種工業或民生必需者。軍需廠礦，因為國防上所必需，由政府命令其遷移，而予以補助或獎勵，如補助遷移費，免征轉口及落地稅捐，減收運費，優先運輸，以利其遷移。至後方時，並撥給建廠地畝，擔保或介紹息借低利貸款，以及發給獎勵金等,利其複工。普通廠礦，則采取協助辦法，凡自願遷移經主持遷移機關核準者，亦得免稅、免驗、便利運輸、代征地畝以及籌設借款等等，以資鼓勵。其時，關於督導各廠礦內移事宜，係責由工礦調整委員會及鋼鐵遷建委員會等分別主持。經數年之努力，先後內移工礦，共達六百餘單位。其中由工礦調整委員會（後改工礦調整處，屬經濟部）協助遷移者，占三分之二。此等廠礦內移後，分布於川、湘、滇、黔、陝、桂、贛、浙等省，而以遷川者最多，占二百五十餘單位，湘次之，占二百二十餘單位，滇、黔、桂、陝、浙、贛又次之，共約二百單位。就種類論，計鋼鐵工業二單位，機械工業二百三十單位，電工器材工業四十餘單位，礦業八單位，化學工業六十單位，紡織工業一百一十餘單位，飲食品工業四十餘單位，教育文化工業八十餘單位，其它工業五十餘單位。以上內遷工礦，雖有六百餘單位，較已遺留於淪陷區中，或毀滅於敵人之手者，為數僅占百分之四、五而已（戰前各城市所有廠礦，姑以一萬單位計算）。然當此戰事緊急，交通艱困之秋，政府於揮軍禦侮之外，倘能以最大之決心，最大之能力，協助各廠礦內移，多達此數，不僅在我國為空前所未有，即在世界上亦屬罕見者也。況所遷者，均屬重要廠礦，以質論，則勝於遺留於淪陷區中者多矣。
添設廠礦——後方各省，過去以交通不便，新式企業為數原少，生產能力薄弱，殊不足以應需求。戰時雖有內移廠礦六百餘單位加入，也嫌不足。為期促進抗戰勝利建國成功起見，必當積極添建新廠礦，以增生產能力，並樹戰後企業新基。政府為達成此旨，年來責由經濟部規劃、管理並從事經營。經濟部對於各種企業之促進，定有一整套計劃，再分別性質，劃分國營、省營及民營三種。凡國防重工業，或有獨占性之工業，與基本礦業，規定屬於國營；其它之民生輕工業，則準由民營。至於省營企業，則以不與中央計劃抵觸而又不致與民爭利者為主。經濟部按照計劃，對於國營企業，積極推進，由部投資自辦，或與各有關機關及各省政府投資合辦。經營機關，主要為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處及采金局。資源委員會年來經營之工礦企業，連舊有及新設者合計，截至廿九年底止，計有一百三十四單位，近二三年複有增加。其中工業包括機器廠、電工器材廠、動力油料廠、動力酒精廠、焦油廠、汽油廠、鋼鐵廠以及銅、鋅、鉛、錫、鎢等精煉廠等，礦業包括煤、鐵、銅、鉛、鋅、銻、鎢、錫、汞、石油等礦，電業包括水力及火力發電廠，分布於西南西北各省區。工礦調整處所合資經營者，大都為建築材料、紡織等廠，約有十餘單位。采金局在各省區設立之采金處及合辦之金礦公司等，亦有十餘單位。經濟部對於各省營企業，則采監理辦法。年來各省企業，因各省政府之努力，亦呈蓬勃之象。據調查，去年各省之省營企業，貴州有十五單位，投資一千餘萬元；廣西有十餘單位，投資近五千萬元；江西有四十九單位，投資一千五百萬元；廣東已成立及籌備中者有十一單位，投資一千餘萬元；福建有十五單位，投資六百餘萬元；川省除有示範工廠十四單位，投資一百六十餘萬元外，近更組織有大規模之川康興業公司，積極興發企業；雲南有八單位，他如湖南、浙江、安徽、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等省，亦各辦有省營工廠，惟﹝唯﹞數字欠詳耳。至於民營企業，經濟部則重協助辦法，責由工礦調整處努力督導，或予以貸款，及供給器械等協助。故年來民營工廠，恍如雨後春筍，數字未統計。此外尚有散布於各省區之工業合作社二千五百餘單位，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所推進。此種“工合”，雖多屬小手工業，規模不大，但其工作範圍，亦甚廣大，有紡紗、織布、繅絲、織綢、洗毛、製毯，以至製造紙張、雨傘、紗布、繃帶、酒精、藥棉、薄荷錠、樟腦油、熱水壺、電池、電筒、鋼盔、馬鞍、皮鞋、皮衣等等，甚有工具機如切麵、印刷、毛紡、棉織、縫紉、打漿各種機器亦能製造者，在生產上助力亦頗不小。……若以生產能力論之，尤見年來後方工礦生產較諸戰前提高。據全國企業之領導者——經濟部翁部長詠霓先生去年六月十七日在行政院招待記者會上報告：抗戰以前，後方紗廠開工者僅一萬七千錠，本年度開工者達十七萬錠，五年間增加十倍；機械紙張，戰前僅年產二百餘噸，至三十年度已產四千二百噸，增達廿倍；國內自產液體燃料，如酒精、汽油、柴油等，卅一年度可開駛卡車五千萬公裏，三十二年度可望開駛一萬萬公裏；戰前新增電廠二十處，發電力當在二千萬度左右；其它如生鐵、硫酸、百粉、肥皂等，產量均增，煤礦亦呈顯著進步，如四川煤礦，戰前產量僅一百六十萬噸，今則已達三百三十萬噸，計增一倍；又如鎢、錫、鋅、銅等礦，概亦均增進。
抗戰以來的電燈泡
胡西園
我國電氣事業，雖未能追趕先進各國之極度發展，而在我國社會間漸有迫切需要之趨勢，至為明顯。因電氣事業之逐漸擴張，於是電氣用品之需要，亦連帶而增加，電器日用最普遍者,厥為電燈泡。抗戰以前，電燈泡取價低廉，不甚為一般人所注意，而究其實際消耗之數，則亦未可忽視。查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間海關進口冊所載，電燈泡一項，平均每年在二千四百萬隻左右，而外人在華設廠製造之出品，及日人走私之數額，尚不在內。據一九三二年美國電氣雜誌所載，隻奇異(G．E)一家，年銷電燈泡在二十萬萬隻以上。其在日用品中，所占地位之重要，由此可知。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將來對於電氣事業如能盡量推進，則電燈泡需要之增加，必有一日千裏之勢，可以斷言。
自一八七九年，美國愛迪生發明白熱電燈，五十餘年來，幾經改良，至今已為世界各地日常必需之品。初時我國通都大邑，以及鄉村之有電氣設備者，所用電燈泡，均仰給予歐美，繼而敵人日本，仿製傾銷，市場為之擾亂。迨民國十三年,國人始能自製。其始隻能製造舊式之長絲燈泡(Drawn wire Lamp)，繼而亦能製造可樂泡（Coli wire Lamp），疊簧泡(Argon gas Filled Lamp)等,而其精美耐用，不但勝過敵貨，且可與歐美最有名之工廠出品相頡頏。在國內固已杜塞一部分之漏卮，在國外如南洋群島、澳洲、印度等地，亦爭得許多重要市場。我國自十三年創製電燈泡以來，至二十六年抗戰之前夕，大小電燈泡廠，凡十二家，每年常量共約一千五百萬隻。但此數字，仍未能完全阻止外貨之侵入。
抗戰以後，各地交通阻滯，電燈泡來源漸感困難。桂林雖有國營燈泡廠出品，亦以運輸及產額問題，隻可供給西南一隅，內地各埠，仍須仰給予上海。上海為抗戰前我國惟﹝唯﹞一生產電燈泡之區域，即美、德、荷、匈國際聯合電燈泡廠，亦在是處。二十七年春，後方電燈泡價格即上漲一倍有餘。同年秋，複漲至二倍以上。迨武漢淪陷，後方需用電燈泡，漸有供求不能相應之勢，販運商人，以其麵積龐大，利益不如他種貨物之優厚，因而業此者不多，故電燈泡之來源，更成問題，其價陡漲四倍至五倍。二十九年，川省始有設廠製造電燈泡者，惟﹝唯﹞以規模不大，產量甚少，仍未能挽回後方電燈泡缺乏之恐慌。三十年桂林國營電燈泡廠，在渝設立分廠，而仍因種種關係，未能大量生產。後方電燈泡之供求，始終不克平衡，其價格亦繼續不斷上漲。自太平洋戰起，滇緬路中斷，不惟﹝唯﹞電燈泡來源斷絕，即製造電燈泡之若幹主要原料，亦發生絕大問題，用戶與電廠，均感焦慮。不屑商人，複乘機囤積，電燈泡價格遂一躍而漲至三十八倍至四十二倍，昆明等處，竟有以每瓦特（Watt）計價者，上漲達百倍以上。此為電燈泡市場最緊張之時期。
或謂後方所生產之電燈泡，若幹部分，未能盡滿人意，其故安在？是不外關於氣候、設備、原料、技術等問題而已。蓋製造電燈泡之地帶，最適宜於北方高爽之氣候，重慶空氣潮濕，根本不宜於製造電燈泡。但欲挽救此弊，端賴設備，如製造工廠空氣之調節（Air Condition）。製造程序中，逐步增加排除潮氣之設備。用最精良之抽氣機，用最精密之測驗器，利用優良機械，克服惡劣環境。再在各部門，加強應用吸收潮氣之化學品。至於原料方麵，在試驗未有充分把握時，勿輕用代替品。燈絲勿用過陳，粗細長短，計算務須準確。玻璃原料之配合，應同樣縝密安善。技術方麵，雖非三言二語，可以盡意，而其扼要之點，應使技工明了最淺近之電燈泡原理，使其了解如某一部門錯誤或工作不良時，即將影響某種作用，再計劃，為生產優良用品之秘訣。再訓練其動作敏捷，製造迅速……在此抗戰時間，人力、物力固不可浪費，時間實亦不可虛耗也。
現在一般用戶，隻知後方所生產之電燈泡，不如戰前國貨電燈泡之優良。而其惟﹝唯﹞一辨別優劣之方法，完全根據其發光時間之久暫。以此評定燈泡壽命長短則可，若以此即為整個電燈泡就經濟方麵效率之判斷則不可。今試簡述電燈泡優劣之標準，為抗戰期間使用者選擇之參考。電燈泡惟﹝唯﹞一之功用為照明，而發生照明之作用者為光線，舊法計算光線，以燭光為單位，但現已改為精製之白熱燈泡。凡光源較標準燭光強二倍者，即二支燭光。新法以流明（Lumen）為單位，設假定光為絲狀，由光源四麵射出，如鬆針然，光源所發光線愈多，則光愈強，每一線稱為一流明。凡物體受光照明，其表麵照度（意即亮度）以尺燭光為單位，一物體離開一支燭光之光源一尺時，其表麵所受照度定為一尺燭光。依流明之定義，物體表麵亮至一尺燭光時，表麵上每一平方尺有一根光線，即一流明射上。如此則假定一支燭光之光源，其上下前後左右，均與光源距離一尺之處，為一半徑一尺空球形裏麵，該球形裏麵，到處均被照到一尺燭光之照度，即一尺燭光物麵，每一平方尺有一流明射上，而該半徑一尺之空球體，共有麵積一二.五七平方尺，可知一燭光之光源，必共發出一二.五七流明。由此可知一百支燭光，即為一千二百五十七流明之電燈泡。既知電學與光學之單位，進而即可研究發熱之原理矣。
物體之溫度愈高，則總熱力化為光力之部分愈大，例如電燈泡絲（鎢絲）熱至攝氏寒暑表二千一百五十度時，總熱度約百分之六化為光力，至二千五百度時，則約有百分之八化為光力。吾人用電燈泡之目的，在求光不在求熱，當然希望熱力化為光之百分數，愈多愈佳，故二千五百度時燈絲，無論在明亮或省電立場而言，均遠較二千一百五十度時之燈絲為經濟。試申言之，今有電燈泡甲，四十瓦特，其燈絲溫度為二千五百度。又有電燈泡乙，亦四十瓦特，其燈絲溫度為二千一百五十度。即瓦特數相同，則吾人所出電費亦相同，兩燈泡之總熱力，各為四十瓦特電力所化成，照理亦應相等。但電泡甲之總熱力有百分之八化成光力而電泡乙隻百分之六化為光力，兩電泡之支光或流明數成八與六之比，吾人出一樣之電費，用電泡甲可多得電泡乙三分之一之光力，故電泡甲較為經濟。如以另一法譬之，吾人購三十瓦特之甲式電泡，即可發出與四十瓦特乙式電泡相等之流明數，吾人所得之光相等，但甲式電泡之電費，省去四分之一，故甲式電泡較為經濟也。吾人無不欲用少量之電，得多量之光，故以電泡之瓦特數，除其發出之流明數，即得每瓦特發出之流明數為若幹，此數即可稱為該電泡之效率。
…………
抗戰以來，後方從事製造電燈泡事業者，雖不能以“雨後春筍”相形容，而“望風興起”或近似之。至今為止，後方已有大小電燈泡廠凡六家，約計每年可產電泡一百萬隻上下。對於後方各地需要，量的方麵，大概可無問題。惟﹝唯﹞質的方麵，尚望主管當局，予以注意，使之合乎標準。俾免以寶貴之人力，稀有之原料，而製造不能合用之產品。其主要原料，如鎢絲、鉬絲、鍍絲等，至今仍須仰給予國外，購買既屬不易，運輸又極困難，為主持製造燈泡事業者最痛苦之事。我國以世界產鎢第一位之國家，而鎢絲至今尚不能自煉自製，不無遺憾。此種事業，為國營工廠義不容辭之工作，深盼於最短期間，對鎢絲一項，先實行達到自給自足之目的，或亦為國貨電燈泡事業之福音歟！
一年來之鋼鐵事業
餘名鈺
三十二年為鋼鐵滯銷，生產過剩之一年。追源其故，實非偶然。蓋若一切工業，對於產品之消費量，缺乏精確統計，則無法實現其有計劃之合理生產。若既有精確統計，而不能加以合法調整，即明知其供應不足，而不先事提倡獎勵設廠，則日後必有物資缺乏之虞。知其足敷分配，而仍任其自由發展，並扶助設立新廠，勢必有生產過剩，產品滯銷之一日。鋼鐵事業，亦非例外。我國鋼鐵之消費量，向憑海關報冊，不獨數字不確，分類不詳，而對於消費之用途，無從查考，故不能作生產計劃之根據。況抗戰軍興，財政集中於軍事，昔日工業中心，多已淪陷，鐵路輪船，大為減縮。已往鋼鐵之進口數字，更不足以資借鏡。而我國人士，談及鋼鐵事業，每以歐美各國之人口，與其鋼鐵之年消量，引為參考，則更無意義。蓋當工業建設，未達相當境界，水陸交通，未臻完備之際，實無法提增鋼鐵之消費。是以在抗戰期間，國民經濟日趨衰落時期，僅能作未來大規模建設之準備，而決難作實際之推動。何況吾國在工業幼稚時代，平時鋼鐵消費有限，戰時實無法增加其消量也。
當二十七年物資內移，運入鋼鐵，不在少數。但因設廠複工，消費極多，至二十八年，即有生鐵不敷應用之感。其時蜀江廠，用冷風以焦炭產灰口鐵，獲利頗豐。於是綦江之東源等廠，亦紛紛仿效，生產灰口鐵應市。故二十八年，為冷風灰口鐵生產年，而亦為熱風化鐵爐之籌建年。至二十九年，在嘉陵江區域，有人和、大昌、清平、陵江等廠。揚子江區域有榮昌、福昌、永和等廠。均以五噸熱風爐，產灰口鐵。而冷風爐之產灰口鐵者，亦設法改裝熱風，藉以改良品質，減低成本。故二十九年，為熱風灰口鐵生產年，亦為冷風爐停閉年。此種技術竟存，亦為工業上演進之常態。至三十年，中國興業公司之威遠，及相國寺煉爐，相繼生產。上川、進化、渠江、永興等繼之。故在三十年冬季，產鐵能力，實際上早已超過需要。其所以不甚顯露者，（一）因新興工業尚在興建，（二）因各鐵廠設備不全，存礦不豐，多未達三成生產，（三）因新爐多在是年秋冬之際開始產鐵。及至三十一年，各鐵廠之技術與設備，多經設法改進，產鐵早已過剩。所幸各銀行鑒於以往鐵價之上漲，尚能接受押款，而私人囤戶，亦尚願購存，滯銷現狀，雖已顯露，但各鐵廠多仍能繼續生產。同時土鐵管理處為維持各鐵廠繼續產鐵起見，收購滯銷存鐵，並擔保向銀行抵押借款，過剩現狀，遂暫時銷匿於無形。但其過剩之實質，卻仍儲存於銀行倉庫之中也。至三十二年，各廠雖時作時息，但仍繼續冶煉。同時資和化鐵爐完成，與蜀江冷風改建之熱風爐加入生產。至四五月間，生鐵過剩，成為不可隱蔽之事實。於是囤戶拋售，銀行拒押，不獨生鐵售價，不能依照生產成本上漲，各鐵廠為資金周轉起見，即欲虧本出售，亦感難覓受主，不得不相繼停歇。故三十二年，稱之為生鐵煉爐停產年，亦未必不可。但無論戰時財政，如何困難，一切不急需之建設，縱可暫緩，各種工業，均趨衰落，多數小型機廠，皆已歇業，而生鐵消費，則仍有其相當數量。即以曆年積存之過剩生鐵供應，亦僅能維持十餘個月之久。故在三十二年夏季，各廠相繼停爐之際，自不難預測三十三年夏季，必將發生鐵荒。屆時鐵價必漲，多數鐵廠，當可重整旗鼓矣。最近因生鐵漸感缺乏，各廠雖在籌備複工，而尚未產鐵。於是興隆鐵廠冷風爐所產生鐵，又複首先崛起，而為各戶所爭購。猶如二十八年灰口鐵荒時期，蜀江鐵廠所產冷風灰口鐵之盛行一時。總計數年來生鐵產銷狀況，初因缺貨而市價高漲，於是群起經營。繼因經營者過多，遂又相繼停歇。雖其間雜有政府協助，與囤戶吸吐之關係，隱蔽缺貨與過剩之現象，變更停歇之時期，而其基本之盈虛，實未必有澈﹝徹﹞底調劑之方也。查重慶左近之改良熱風煉鐵爐，若加緊十足生產，則營一年，可以敷三年以上之消費。但因缺乏周轉資金，及運輸與煉爐設備之未能齊全，根據以往記錄，則各鐵廠之總平均，在十二個月中，產鐵時期，不過五個月，即在如此半歇半作狀態之下，一年生產，至少可供兩年之用。故三十三年生鐵事業，當仍在最不經濟條件中產鐵。蓋各廠已有煉鐵設備，自屬無法變賣，所有技術員工，亦不便解散，鐵價因貨缺上漲，遂相率準備開爐，待各廠開工者漸眾，鐵價與生產成本脫節，於是又複陸續停歇。若無根本調整方法，則在抗戰期間，即三十四年亦不能例外也。
至於煉鋼事業，因產銷程序，與生鐵不同。其過剩或滯銷，別具因素。而同在無統計不調整之自由發展環境中生產，故經營之者，亦須隨業務之盛衰為轉移，決無十足生產之可能。但其主要區別，則為生鐵煉出後，即為成品，可以進行銷售。而鋼於煉成後，尚須經過鍛、軋、拉、壓方能入市。且其方法繁多而複雜，成品種類亦不勝枚舉。故其滯銷原因，並非完全在於生產之過剩，而在各廠向同一成品進攻。以致甲廠煉鋼設備，首先完成，開始軋製圓方鋼條，乙廠於一年後，亦能同樣生產。於是鋼條遂有過剩之現象。餘如需要頗急之角鐵、路軌、鋼皮、鋼板等，則迄無生產。可見產鋼並未過剩，且其消費方麵，仍頗感不足也。至於一般心理，多願向同一方向，製造過剩之條鋼，其原因當為通用品易於推銷，不若特色品之或有無法出售之虞也。至其它鋼品，則設備較大，製造手續較繁，銷量又無法保證，故未能迅速完成，提早生產。是以就煉鋼事業而言，則三十二年可稱為鋼條過剩年，而非產鋼過剩也。
民主與勝利獻言
吾人痛心國難，懷匹夫有責之意，各就本位，惟﹝唯﹞力是視。茲者，抗戰已入第八年，盟軍節節告捷，敵國人心，均在動搖，物力亦日見枯竭，但暴日必將不顧一切，以求最後之一逞，我欲配合盟軍，殲滅敵寇，爭取全局勝利，自非一齊全民意誌與力量，作最後之努力不可。我教育、文化、工商、金融，百業、各界，艱苦支撐，迄於今日，將如何抖擻精神，以迎新生命。況抗戰勝利愈接近，千端萬緒之戰後問題，其需要解決愈迫切。將如何發揮民族潛在之生機，如何接受國際友邦之助力，出孑遺於水火，重整河山，使和平與完好之世界，凡此種種，尤須仰賴全國軍民文武，以一致革新之精神，完成重大使命。今日者，全國可歌可泣可崇敬之事實，誠亦甚多，但時有與之相反的表現，試為次第觀察，從前方以及後方，從上層以及基層，如軍隊與民眾結合問題，交通秩序問題，政軍風紀問題，兵役工役糾紛問題，可雲隨時隨地而存在，政府未嚐不諄勸守法，而玩法自若，且多出自官吏，而非人民。約法未嚐不尊重人權，而無罪被拘，且久羈不釋者，所在多有。都市且然，遑論鄉村。其獲揭發者，千百中一二爾。領袖淬厲精神，殷殷求治，且正倡導實施憲政，而獲此反應，何也？則以社會輿論之不得暢發，以為政府助力故也，全國上下未嚐厲行法治故也。法令不患密而患苛，賦稅不患重而患擾，而尤以有權有勢者，逍遙法外，使人鹹歎不平。寇患深矣，而欲一新全民之精神，激起全民之意誌，奮發全民之力量，恐不可得此千鈞一發之時機，吾人新焉危之，願就考慮所及，取其犖犖大端，認為必須急付實施者，臚陳如下：
一、民主為我中華早定的國體，憲政是國父手訂軍政訓政以後主要的政綱，實施憲政為領袖渙汗大號之政策，必須竭盡可能盡速實行。一切設施，均須本此精神，充分發揮，使人民渴望的民主製度，及早實現，不惟其名，務求其實。藉以範圍全國之人心，使軌外糾紛之舉，不因抗戰結束而發生。
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為正在施行有效中之根本大法，必須合全國上下，切實執行，以迄於憲法之公布。
三、約法規定人民應盡的義務，亦既實際的充分的履行，所有規定各項權利，如身體與財產之保護，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等，亦須予以實際的充分的享受與保障；無論為人權為人道，政府皆宜盡力執行，無遲疑之餘地。
四、凡頒法令，皆須使之切實生效，普通人民大都不敢違法，必須嚴厲告戒文武官員，一致守法，一切設施，力行法製，有犯必懲。
五、切實開放言論，除圖書事前審查，業已廢止外，其它雜誌日報凡受檢查與限製，應以涉及軍事秘密或反對抗戰者為限，總須誘使昌言，以收輿論建議與監督之效。
六、兵役工役與一切賦稅製度之訂立與執行，皆須絕對公平；在稅法上，尤須著重於民力之調節，藉以糾正社會貧富兩極化之危險狀態。
七、因民之利，為財務行政、經濟行政不利之原則，必須給產業界以一切解放，簡化各項法令與手續，維護其一線生機，於積極輔助增進生產流通金融發展交通之中，使社會經濟因之活動，政府財用因之取給。
八、學生在不妨礙學校紀律與普通法規之下，予以言論與行動之自由，使一變其畏禍拘謹，為活潑進取；一變其潔身自好，不談政治，為明辨是非，倡扶正義，以身許國，養成新的學風。
九、行政機關，自中央以迄基層，一切政令，皆須絕對公開，與民更始。
以上為吾人公共之意見，認為非此不足以一新政象，激發人心，增進團結，以迎最後勝利。區區之誠，隻知有國，不知其它，特因《憲政》、《國訊》兩刊物公布社會，希望政府采納施行，尤賴全國同胞，呼籲倡導，抗戰建國前途，庶幾有幸。
談工業界情況
本刊為使各方麵知道工業界的一切情形起見，預備經常和工業界接觸，聽取意見。目前特專訪自後方來滬的胡西園先生。胡先生在民國二十六年戰事方起的時候就把工廠移到四川，在兩星期前，方始來滬，實在是去得最早，來得最遲，因此對於後方在抗戰中的工業界的一切困苦，身曆其境，知道得最為詳細。
我們用談話的方式，從在抗戰期間的後方工業界說到今後工業界的展望，以及工業界所期望於社會人士的觀點。現在特把胡先生所發表的意見，歸納為下列各節。
抗戰期間的後方工業界
在抗戰期間，許多任務廠隨著政府移到大後方去，一般人的心思是要把他們的力量，盡獻給政府，以增強抗戰的力量，因此有很多人才，到大後方去埋頭苦幹，有直接參加抗戰工作的，如製造軍需品等；有間接參加抗戰的，如盡量利用代替品等（例如燈泡所用的銅可以作為製作彈殼之用，就設法用磁製的燈頭）。同時因為物質的缺乏，一切事務的進行要比平時費力十倍，譬如，因為煤的缺乏，就不得不集合幾家工廠到產煤區去直接運煤；有許多工程放慢，本來要用金屬品的，不得不用木材代替，到幾百裏以外的森林裏去運取木材。凡是能夠設法用代替品的，都用代替品。例如用鬆節油代替鬆香水，用人造汽油代替煤氣，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因此工業界隻求能夠應付環境，不能再在技術上求進步。但由於這一種環境的支配，卻打破了一般人墨守舊法牢不可破的習慣。以前有許多工程師製造貨品，如非要指定一種出品不可，即使是同是英國出品，更換了一個牌子，他們就不願意應用，但是在抗戰期間，根本沒有外國貨可用，就把目光轉移到中國所有的物資，加以利用。
勝利後的工業破產
在抗戰初期，一般工廠都按照著正規經營，希望在經營之餘能夠獲得合法的利潤，但是由於物資使用減少，又因為通貨膨脹，物價一天天的高起來，於是賬麵上的數字，日益龐大，實際上的工廠的存底卻弄得薄弱。本來可以製造一百種貨品的，等到貨品出售以後，隻能補進八十件貨品的原料，這樣幾個轉身，數字愈弄愈大，工廠的基礎，愈弄愈危險，同時由於數字的龐大，我們在表麵上非常豐厚的。政府的稅收，也就成為一筆很大的數目。有許多任務廠，為應付稅款起見，甚至向金融界借貸去付稅款，也有出賣機器生財，以謀應付的。這種“虛盈實稅”的情況，維持了幾年。後方的工業界，在抗戰末期，實在已經非常危險。等到勝利來臨，物價驟跌之後就弄得不可收拾。一般工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求生，實在沒有力量；要求死，那麼連解散費都無從籌措。這種情形唯有希望政府能同情那些工廠，在抗戰期間對政府所作的貢獻，他們移到後方去隻是想盡一點國民的責任，現在抗戰勝利，但他們的事業已經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如果政府不加援助的話，那麼工業界就要犧牲許多努力分子，而且許多刻苦耐勞的人才就要流離失所，所以救濟後方的工業界，對於國家的前途有著密切的關係。
今後的工業要平均發展
關於今後的工業，那麼應該向各地平均分配，集中在一個地方並不是很好的辦法，上海的工業界，可以把他們的事業，至少支配到長江流域去，這樣就可以使各地的地價、生活標準逐漸改善。不要因為一個地方的畸形發展，造成了一地的繁榮。
關於工業的經營上，那麼隻要努力做去，埋頭苦幹，前途是有希望的。因為關於資本方麵如果不夠，可以吸引市上的遊資。隻要工廠辦理有成效，一般人是願意投資的。關於技術方麵，那麼不妨采取先進國家的最新方法：可以聘請外籍的技師和派遣專門人士到國外去從事學習，一批一批地造就人才。那麼我們雖則不能和國外工廠競爭，至少不至於落後到怎樣程度。所以今後的工業界固然要守著自己的崗位去努力，但這個崗位應該是一個新式的崗位，要用高瞻遠矚的態度去吸收前進國家的新知識，在國內盡量運用起來，同時還要不斷努力，迎頭趕上。
勞資雙方要互相協調
目前上海的勞資糾紛，一日數起，罷工事件，到處皆是。在中國的工業方在蘇醒，開始前進的時候，除了其它各方麵的問題之外，如果對於勞工問題不能解決，那麼對於工業界的前途，大有影響。為了今後的生存起見，要互相諒解，互相協調。資方決不能剝削勞方，勞方也決不能要挾資方，雙方應該明白彼此唇齒相關，決不能處於敵對地位。如果沒有背景，不妨心平氣和地討論，如果有背景，那麼不要受人利用。
生活標準應該配合環境
關於舶來品的問題，這一個問題，的確是目前工業界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國外的工廠設備更新，人才又多，新發明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又因為他們大量生產，成本減低，到中國來傾銷，售價比國貨為低。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的工業界即使是用盡氣力，也是無法競爭的，這一點，唯有希望社會人士要明白自己國家所處的地位，因為工業界生產的對象是社會大眾，如果社會大眾摒棄中國工廠的產物，那麼中國的工業界不如整個毀滅。但毀滅以後還是中國的社會大眾自食其果。因此社會大眾實在要把目光放遠，在目前這個時候，不能一味求生活上的享受，要處處顧到中國的工業界，采用中國工業界的工業品，那麼中國的工業界可以滋長繁榮，接著民生安定，自然而然可以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如果一味信仰舶來品，把自己的生活標準提得比美國還高，那麼到了相當時候，國家經濟，真個破產，社會大眾也沒有安定的生活可過了。
談挽救經濟危機意見
——改變宋子文的外國腦筋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渝市民主報載，遷川工廠聯合會負責人之一胡西園氏，在上月十七日遷聯、全國工業協會渝分會、西南實業協會三團體聯席座談會上，對挽救工業危機發表意見，提出要改變宋子文腦筋。他說：“不久前我在上海曾參加過新聞界所主持的經濟座談會，所討論出來的辦法都很好，不是治本也是治標的。但宋院長並不理會這些辦法，宋院長根本不看中國報紙。很希望吳承洛先生，把這次座談會的記錄帶給王雲五部長，再由王部長每天向宋院長講三小時，把他的腦筋改變一下。灌輸一些中國人民的需要給他知道。如王部長對這一點都作不到，就勸王部長不要做官了。”
二、往事追憶
【編者按】曆史回憶文章及曆史回憶錄，盡管具有這樣那樣的局限性，但把它作為眾多重要曆史資料的一種，應該是無可爭議的，其真切翔實的曆史回憶，與曆史文獻具有同等的史料價值。此處收錄的胡西園、劉念智、胡世奎、王性堯、壽墨卿、盧緒章等人的相關曆史回憶文章，對於了解抗戰時期寧波幫實業家內遷大後方的情況，以及在大後方的生存狀況，是彌足珍貴的參考資料。
92天的遷徙之路
胡西園
我廠作了在內地與上海兩處開工生產的計劃，並派定內遷亞浦耳廠的工作人員，將機件裝箱下船，對沿途接應及安頓也都作了安排。1937年10月6日，我廠一部分職工以及我的家屬乘汽車離滬。由於公路已成為敵機轟炸的目標，車輛隻得夜行。我們下午4時才從上海永安街亞浦耳廠宿舍出發，同行還有亞光電木廠張惠康。車抵鬆江大渡口，等候渡江的汽車銜接相連，大家都存敵機夜襲的恐慌心理，希望早到彼岸。我們等了很久，才得渡江。車到盛澤，果有警報，我一家老少婦孺頗感狼狽，下車到離公路較遠的地方稍避。警報通宵達旦，待解除後人已疲憊不堪。車抵鎮江，過了一天，次日搭“江和”輪西上赴漢口，同船一行除張惠康之外還有電機同業周錦水、電影導演應雲衛。在旅程中遇到熟人，尤其是在國難期間，倍感親切。當時，德國托德曼為中、日兩國調停講和之事還沒有公開，而外麵已沸沸揚揚，盛傳蔣介石政府要與日本議和。大家對蔣介石究竟有無抗日決心，感到極度懷疑。
我們以為在漢口落腳後，大概不至﹝致﹞再往後退了，並且在漢口建一亞浦耳分廠，這本是我們計劃中的事。因此我將這些意圖早已告訴亞浦耳廠漢口發行所的負責人，要他們作好準備，待我等一到漢口，即開始行動。在武漢勘定了廠址，但因經濟部在經濟上及物資方麵的支持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一時不敢貿然動工。而前方戰事不利的消息頻頻傳來，到漢口的上海人絡繹不絕，繼我們之後抵漢的有黃炎培、江問漁、楊衛玉、蔡聲白、潘士浩、金潤庠、陳小蝶、柯幹臣、冼冠生、楊虎、彭學沛等多人。
到漢口去的上海人有四種動機：一是到漢口經營本職位事業；二是從漢口飛往香港；三是從漢口再進入內地；四是在漢口看看風色再回上海。黃炎培對我說，上海人來漢口越來越多，應該有一個接應承轉的組織，事前為他們做好一些預備工作，並能互通信息。因我在漢口原有機構，地利人和俱全，黃炎培要我出麵來組織，我也樂意為人奔走。於是，我就在漢口阜昌街崇正裏12號組織了一個“滬社”。我推黃炎培為社長，黃堅決不允。他說我各方麵關係較多，一定要我擔任“滬社”社長，並說這是最相宜的，他則自願擔任秘書長之職。江問漁、楊衛玉兩位亦相勸，認為此時此地我擔任社長較為妥善。張惠康也勸我不要過於固執，有違黃的一番苦心，我這才擔任下來，並請張惠康為副秘書長。
“滬社”二字由黃炎培親筆書寫，並懸在社門。在漢口期間“滬社”確曾為大家做了一些工作。
在抗日戰起之初，就聽說重慶將是蔣介石政府的陪都。從當時戰事情況來觀察，大後方會移到重慶，工廠也隻得隨之遷川。我從未到過重慶，10月下旬就飛到重慶先去探察當地情況。我早先托該地亞浦耳廠代理商號華記電器行，為我在重慶白象街新建一座房子，我去時大部分工程已完成，尚有裝潢油漆等還未竣工，但不出一月完全可以落成。當時重慶非常安靜，不看報紙的人不曉得上海已經炮火連天。短短幾天，重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土產價格意外的便宜，一元錢就可以買一大蒲包的橘子；還有在重慶建造房子也很便宜，因為大多數房子都以竹作骨幹，四川產竹特多，而又無法下運，當時100元可以買毛竹一萬斤。
我住在重慶一家較大的旅館“沙利文”。第二天有旅館“茶房”（服務員）問我要住幾天，因為這個旅館一星期後將全部被國民政府包去，重慶其它的大旅館因為要接待從下江（重慶人稱巫山以下的地區叫下江，這些地區的人叫下江人）上來的“政府大員”，也同樣全部被包去。
根據上麵情況估計，蔣介石已經預備逃到重慶來了，這時距“八一三”抗日戰爭不過兩月有餘，距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漢、廣州整整還有一年時間。我想如果從上海辛辛苦苦搬到漢口建廠，而漢口立刻就要變成上海一樣，放下去一大批資金，將來化為烏有，會弄得歸家不成，流落他鄉，還是快點斷了在漢口建廠的念頭吧。
我本預定在重慶逗留十餘天，到近郊了解情況，並擬作簡單的調查，可是聽到“沙利文”旅館茶房告訴我的消息後，想到在漢口的各工廠負責人還蒙在鼓裏，他們一心以為蔣介石政府無論如何應該可以守住漢口，如果不久漢口淪陷，他們必會感到措手不及，無路可走。我於到重慶的第三日就急忙飛回漢口，在“滬社”召集一次緊急會議，告訴大家漢口是靠不住了，蔣介石不久就要逃到重慶，為了避免物資資敵，貫徹工廠生產協助抗日的初衷，趕快準備進一步內遷。於是，一批武漢工廠將已出箱的材料物品重新裝箱，已裝的機器再拆卸下來，再次內遷。
我廠機器分兩路，一路運湘西辰溪，一路運四川重慶，笨重的機件存在德商美最時洋棧，全部遷廠人員於11月初動身入川，先搭小輪到宜昌。在宜昌候船的人滿穀滿坑，有耽擱一月以上而還沒有買到船票的人，在宜昌候船準備運入重慶的機件物資也堆積如山。我聽到這種情況，心冷了半截。當時，漢口已常有警報，宜昌人貨這樣密集，是一個轟炸的大目標，總有一天敵機會瘋狂投彈。我彷徨焦急，派本廠同人四出設法，自己也到處張羅。幸而碰到一個多年不見的熟人，他正在航運界工作，且在同業中很有辦法。他為我全家和一部分職員弄到了法商聚福公司“福源”輪船的二等艙船票，並把小件的輕型原材料與行李一同裝船上運。很幸運，我們在宜昌不過住了一天就搭輪進入三峽而到四川的巫山，於11月14日踏上目的地——重慶。
從“八一三”起屈指計算，到11月14日總共是92天，這是抗日戰爭的重要階段，我個人在這92天裏經過這樣多的事情，最終總算遷廠到重慶。
兩個大企業家分吃一個雞蛋
胡西園
我們遷廠到重慶的時候，上海已打得稀裏嘩啦，長江下遊的各城市也已烽火連天。但在重慶每日除在報紙上有戰事消息之外，似乎感覺不到中國與日本正在交戰，依然是平時景象。軍閥官僚們以為四川是天府之國，無憂凍餒，兼有三峽天險，敵人是難以進來的，甚至認為中日戰事，四川可以隔岸觀火，無虞波及，於是渾渾噩噩，高枕無憂。待戰事逐步西移，日寇越來越深入中國內地。1938年1月，重慶防空機構發出敵機入川的第一次警報，驚醒了吸飽民脂民膏的老爺們的好夢，從此敵機入川的警報與日俱增。
每次敵機空襲重慶都似南京的情況，敵機從容而來，揚長而去，既無中國飛機半途阻截，也沒有高射炮對敵機轟擊，大家互問中國的空防防在哪裏？其實蔣介石的飛機大炮不是打日寇的，而是留著打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1940年霧季過後的3月份，日寇飛機開始肆虐重慶，每次入川常在四郊投彈數枚而去，間亦在市區較冷僻地段落彈，但都是輕磅小型炸彈。於是有的人說，日本人雖然蠻橫，但打仗也講“國際公法”和“人道主義”，也有的人則說，日本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不能不有所“顧忌”。這種流言致使一般人產生錯覺，凡遇空襲警報，處在鬧市反而比處在荒僻之地安全。帝國主義是不是菩薩心腸慈悲為本，真的會發善心呢？事實教育了這批抱著幻想的癡人。
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敵機侵入重慶上空。我廠總管理處在太平門，與重慶海關一階之隔（我廠總管理處在上坡，重慶海關在下坡），凡有報警，我們是躲在海關防空洞（我們還有一部分同人是躲在望龍門防空洞）。當時，我正在防空洞內與人談話（現郵電部長朱學範當時也常在重慶海關防空洞躲警報），突然聽到洞的上麵有雷轟般的爆炸聲，在洞內感覺到劇烈震動，同時有一陣急風，夾著樹葉沙土，從外激衝入洞。近洞口的人都被衝倒，洞內的人在空氣驟然激蕩之間，幾乎透不過氣來。待警報解除，人人都灰土滿麵，枝葉沾身。防空洞上麵的房屋已削為平地，海關房子也被炸去一半。這次，重慶鬧市多處落彈，南岸馬鞍山也被炸。
當晚又發警報，敵機仍在重慶鬧市投彈，大梁子街被炸，魚市口被炸。白象街近望龍門地段及朝天門一帶，敵機投下了燃燒彈，兩處遂引起火災。我等在警報未解除前，到自己辦事地方（亞浦耳廠總管理處）去協同搶搬重要文件單據。當時大火燭天，斷續的轟炸聲隆隆四起，居民扶老攜幼號啕之聲慘不忍聞。待警報解除，火患尚未撲滅，反動政府的消防工作，實使人喪氣。當我經過白象街背麵林森路時，碰到《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因為大公報館就在白象街後麵，敵機燃燒彈所引起的大火極有可能延及該館，所以王芸生也在準備搶搬文件和物品。我們在倉促緊張的環境中相遇，彼此也無心緒長談，王隻對我說：“中國空軍和高射炮全在哪裏？”我說：“保護大老爺們睡覺去了。”這次轟炸的慘烈雖比不上以後“五三”、“五四”（5月3日與5月4日）重慶大轟炸，但百姓已是死傷累累，無數房屋被炸被燒變成瓦礫。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所謂戰時陪都重慶就處在日寇日夜轟炸的威脅中。國民黨政府的空軍銷聲匿跡，寇機更肆無忌憚，致使川東南一帶無一日安寧。日寇轟炸，有許多名目，有夜襲、偷襲、迂回轟炸、疲勞轟炸等等。1939年5月3日、4日兩天，重慶受到最慘烈的大轟炸。在1940年七八月間，重慶也遭到幾次大轟炸，整個市區成為一片瓦礫場，死傷慘重。
大中華火柴公司劉鴻生從香港到重慶，尚未定居，寓在商業場中山公園附近沙利文大飯店。劉曾到白象街來訪過我，兩天後的早晨我去“沙利文”回訪他。進門未久，忽然拉響警報，接著就是緊急警報，我與劉一同進入防空洞。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了，半天過去了，又是半天過去了，警報始終不解除。可想而知，在防空洞的人是多麼氣悶心焦。到了晚上10點左右，緊急警報才解除，但仍掛休息球（警報還未完全解除）。
我與劉鴻生兩人從早到晚沒有進過午膳晚餐，由饑腸轆轆已到枵腹無聲。一聞緊急警報解除，兩人急急忙忙奔到沙利文飯店的餐室，四處找來一個服務員，要他快快來兩客大菜（西餐）。服務員對我們說，今早沒有生火，也無熟食可吃。劉說拿幾隻麵包或餅幹來充饑也可以，回說這些東西早已賣光了。我們要求他無論如何弄一點可吃的東西來，什麼都好。服務員從廚房裏搜得了僅有的七隻生雞蛋。我們托他去弄弄熟，但因沒有火，毫無辦法。我們隻好打開熱水瓶，每人用開水衝吃了三隻。還剩一隻生雞蛋，劉與我再三推讓，不得解決。劉鴻生遂說，好吧，我們在戰時後方，來度一次公平合理的患難生活。結果，我吃蛋黃，他吃蛋白，總算兩個肚子裏充實了一點蛋白質和少許脂肪（蛋黃）以及大量的氫氧化合物（水）。我們兩人度過了國難中值得紀念的一天。
毛澤東的三次接見
胡西園
1945年8月，毛澤東主席不顧蔣介石的政治陰謀，為國為民毅然來到重慶。這一英明舉動使全國人民極為振奮，並使世界進步人士極為感動。在這期間，我幾次謁見毛主席，幸福光榮地麵聆主席的諄諄教誨。主席賜給我明訓，真如大霧迷漫中忽然出現太陽，使我開始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以及人生新的意義。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八年戰亂，倍嚐艱辛，創深痛巨，人民渴望抗戰勝利會帶來和平、民主和發展。而蔣介石采取假和平真備戰的方針，三電毛澤東主席來重慶和平談判。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主席來到重慶。我與當時的進步人士和有識之士，歡欣鼓舞。雖在蔣介石政府暴力的壓迫之下，但我們不顧一切，積極地為群眾進行各項工作。毛主席在重慶期間除與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之外，還經常與群眾接觸，深受群眾熱烈擁戴。我們工業界亦成為毛主席邀見谘詢的對象，我等也常在我們工業界及所接觸的各行各業一般群眾中大力宣揚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1945年9月一個碧空朗日、天宇澄清的日子，30餘位有代表性的工業家（胡厥文、顏耀秋、李燭塵、吳蘊初、潘仰山、劉鴻生、黃師讓、章乃器、周茂柏、莊茂如、章劍慧、王佐才、支秉淵、餘名鈺、周錦水、冼冠生、厲無咎、鮮特生和我等）應毛澤東主席之邀，到重慶郊外“特園”出席茶話會。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王若飛參謀長與我們親切交談，曆時三小時餘。毛澤東主席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及和平建國方針，並闡明了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基本政策。毛主席及黨中央領導人和藹可親，我們衷心敬愛，大家愉快地暢所欲言。
隔了幾天，1945年9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30餘人中，特邀了七人在重慶城外“桂園”聚餐。被邀參加的有劉鴻生、吳蘊初、範旭東、吳羹梅、章乃器、潘昌猷和我。大家圍坐一席，同席進餐的除毛主席之外，還有周恩來副主席、王若飛參謀長。當時周恩來副主席對我說了亞浦耳燈泡廠戰時後遷，對戰區照明出了大力，幫助抗戰不小等語。毛主席在席間作親切的教導，詳細詢問了工商界的情況和要求，讚揚我們為發展民族工商業所作出的貢獻。大家感到非常幸運和興奮。
又隔了幾天，毛主席再次會見我們（劉鴻生、吳蘊初、範旭東、章乃器、吳羹梅、潘昌猷和我）這一席人，在重慶曾家岩中共駐渝辦事處聚餐。我慶幸多次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承主席諄諄教誨、殷殷勖勉，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最不平凡的際遇。這不但是我生平難得的光輝爛燦的一頁，而且激勵著我為事業奮鬥一生。1949年春，毛主席在北平召見少數上海去北平的工業家時，垂詢及我的情況。我在上海聞悉之後，萬分感動。我經常回憶過去幾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當年主席平易近人的笑容、揮灑風趣的談吐、和藹懇摯的豐儀及親切諄諄的教導，我一輩子銘刻在心中，成為我前進的動力。
抗戰勝利時內遷工廠陷入困境
胡西園
抗日戰爭後期，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情況愈來愈糟，通貨不斷膨脹，物價急劇上漲。當時所謂行都重慶，工商業呈現了衰落氣象，大部分內遷工廠在四大家族的掠奪之下，奄奄一息，大有朝不保夕之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而內遷工廠的職工和老板們，這時卻苦難更加深重了。當時的各行各業，不但停止進貨，商人還慌忙把貨物削價拋售。取消定貨的糾紛，在一些工廠中更是經常發生。除少數經濟穩固、資力雄厚的企業外，內遷工廠大部分已陷入癱瘓狀態。職工生活、老板前途，都處於動蕩之中。而主管工業的國民黨官僚們，卻爭先恐後地紛紛東下，熱衷於“劫收”工作。可憐留在重慶、寸步難移的內遷工廠，原來為了生產救國，協助抗戰，千辛萬苦地遷到後方，而今成為無人一顧的伶仃孤兒。這批工廠，停工要坐吃山空，開工既沒有原料，產品又沒有銷路；有的打算索性搬回老家再說，但是從什麼地方弄盤費呢？弄得大家真是走投無路，一籌莫展。
當時全國工業協會總會還留在重慶，但是理事長吳蘊初早已回到上海，理事長職務由常務理事胡西園代理。遷川工廠聯合會前任主席顏耀秋也回了上海，當時現任主席胡厥文和常務委員胡西園、吳羹梅，委員劉鴻生、李燭塵等都還在重慶。於是他們會同遷川、湘、桂的各廠負責人，在重慶的銀行俱樂部召開了內遷工廠聯合會會員大會，商討各工廠應付當前困難的辦法。開會結果，提出四項辦法，呈請政府實施：一、充分供給開工工廠的原材料，並貸給所需的流動資金；二、收購各廠滯銷的工業品；三、收買已關工廠的機件設備；四、貸款或資助內遷工廠回鄉，並協助其開工。大會並推出劉鴻生、李燭塵、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等為代表，向政府交涉有關貸款各項事務。因劉、李二位年高，奔走聯係等工作由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三人擔任。胡等首先到經濟部與部長翁文灝磋商辦法，因當時廠多費巨，翁認為經濟部無法單獨負責，須與財政部共同辦理。即邀同劉鴻生、李燭塵二老，一同到財政部去。適財長俞鴻鈞赴行政院開會，代表們撲了一個空。次日先與俞鴻鈞約定，由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三人前去，與俞麵商貸款辦法。代表們給俞看了大會四項決議及貸款分配計劃，需款數額大約法幣一百億元左右。俞表示對這批工貸是同情的，但是數目過於龐大，頗感為難，大有愛莫能助之勢。
這時已是八月下旬，距月終沒有幾天，各內遷工廠已到了山窮水盡、羅掘俱空的地步，實在不能再拖，於是在新川大戲院召開第二次內遷工廠聯合會會員大會，並請經濟部翁文灝部長出席講話。翁在大會上說，貸款數字太大，一時難以照辦。政府並不是不顧內遷工廠，現在正在設法，請大家再忍耐一下。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國民黨官僚裏比較好的一個；平時在工業界方麵有些威信，但在這次大會上的發言，引起了四座的噓聲。這是翁在後方抗戰期間破天荒第一次碰到的，使他大為難堪。可見當時內遷工廠的困難嚴重程度，使這些身當其境者的憤怒情緒到了不能自抑的地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認為經、財二部既無法解決困難，決定推出內遷工廠代表一百三十餘人，向行政院宋子文院長請願交涉。請願團約定在兩路口集合，浩浩蕩蕩到了行政院，整整齊齊站在半環形石階上的兩旁走廊裏。其時大約在下午三點左右，宋子文恰巧從樓上辦公室下來預備出去，剛走到樓梯一半，瞥見這一大群請願代表，嚇得馬上掉頭跑回樓上。請願團交去一份請願書後，大約半小時光景，出來了一個秘書模樣的人，向請願群眾高聲說道：“宋院長請你們推出代表去談話，你們全體可以先行回去。”請願群眾不同意，堅持問題不解決，決不回去。當場推出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酆雲鶴等四人為請願團的代表。當代表們上樓進入院長辦公室時，見宋子文著米色西裝，戴著黑眼鏡，麵色很不自然。他與代表們握手後，劈頭第一句就說，儂勿要“三嚇頭”（上海俗語，虛張聲勢唬人之意）。胡西園就對宋說：“我們到這裏來，事前沒有與院長聯係，使院長受驚，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嚇人的意圖，而是要院長為我們解決迫在眉睫的緊急問題。這整個請願團的成員，都是工廠的老板，我們是遵守秩序的，也懂得紀律，唯一的要求是我們要生產，並無其它惡意，請您放心。”接著胡厥文把內遷工廠聯合會會員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四項決議申述了一遍，並補充理由，說得非常詳盡。宋聽了後說：“你們講的許多道理，我聽了莫明其妙，這等於對牛彈琴。”酆雲鶴就說：“院長太客氣了，中國人才無論怎樣缺乏，不至於要牛來當院長。”宋強笑說：“老實講，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上。你們這批破破爛爛的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你們要辦工業，也要跟上時代，才不至於被外國人所淘汰。”代表們聽了宋的話，大為不滿，於是列舉各地內遷工廠對抗戰的貢獻，及戰後這批工廠有很大潛力可以發揮，對以後國民經濟將起極大的作用，等等。宋終以理屈詞窮，勉強接受了請願書，允為核辦。
次日由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三人將請願經過情況，向翁文灝說明，翁說：“看情況這個問題要求迅速解決，現在隻剩下蔣主席沒有表態，希望他作出最後決定。”翁授意胡等先與國府文官長吳鼎昌接洽，要求吳對蔣先容秉，並安排見蔣的日期。翁本人允與聯係陳布雷從旁協助，促使蔣早日接見。但蔣介石本人並不重視此事，在聯係時借故推三推四，很不順利。因此工業界方麵群情更加激昂。在請願團向行政院請願的隔天，重慶有一家外國人辦的英文報紙《自由西報》，把那天請願的情形源﹝原﹞源﹝原﹞本本都登載出來了，且加以按語，大意說，“以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而被本國的資本家所包圍，一個國家最高行政長官行政院長為群眾所窘，弄得被迫屈服，這真是一樁世界新聞”等等。這個不平常的消息，驚動了駐渝各外國使節，引起了外交界的紛紛議論。蔣介石深恐工業界再鬧下去，對他會有不利影響（當時外國紛紛傳說，繼向行政院請願之後，全部內遷工廠將赴國民政府請願）。按當時的環境，使蔣就範的主要因素，還是由於進步力量的嚴正指責和各界輿論的巨大壓力，迫使他無法逃避責任，不得不把內遷工廠的迫切要求接受下來，勉予解決。在工業界向行政院請願後的第五天，蔣介石無可奈何地接見了胡等三代表。
話分兩頭，在三代表去見蔣的前夕，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總會召集了工業界核心座談會，參加的除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三人之外，還有劉鴻生、李燭塵、黃炎培（黃任老在解放前長期參加國貨運動，經常與工業界來往）等十餘人。這個座談會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見蔣的各項準備工作。大家以為胡西園是當時中國全國工業總會代理事長，並且以前曾與蔣介石見過幾次麵，因此推胡西園於接見時首先向蔣陳述來意，再提一提要求總綱。次由胡厥文談具體問題，由吳羹梅作最後補充。
次日上午，胡等三人赴國民政府主席官邸，先由侍從官領三代表到大客廳，裏麵已有白崇禧、吳國楨、陳立夫三人先在。繼而吳鼎昌到大客廳向胡等招呼，囑稍等一息（吳曾任實業部長，與工業界向有淵源）。待白、吳、陳先後見蔣出來後，即由侍從官到大客廳陪胡等三人進入裏麵接待室。蔣介石著淺灰色中山裝，與代表們一一握手。他先向胡西園說：“好久不見，好麼？”在大家互相問好間，由胡西園向蔣介石介紹胡厥文、吳羹梅。賓主坐定後，胡西園先說明來意，並詳述內遷工廠在抗戰時期的貢獻和以後將在國民經濟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最後談到當時的內遷工廠陷於困境，迫切需要貸款，請蔣支持，迅予解決等等。胡西園並麵遞節略一份，供蔣參考。繼由胡厥文將請求政府貸款一百億元的用途和分配辦法，扼要加以說明。針對蔣對於巨額貸款出籠後，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的顧慮，接照事先安排，由吳羹梅加以解釋，主要說明通貨用在生產而不是用在消費，不會起刺激物價的作用，並稍稍引證一些經濟原理，再由胡厥文略作補充。蔣一麵聽，一麵拿一支紅心鉛筆在日記簿上劃劃寫寫，寫幾筆，說幾個“好”字。在蔣介石對客談話時，經常以“好”字來表示聽到對方的講話，所以在蔣說“好”字的時候，不一定表示你的話說得對，也並不表示他同意你講的話，而僅僅等於一般人和別人對話時的“唔”“哦”等字眼而已。那天接見胡等三代表時，蔣假惺惺地裝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麵上常帶笑容，在代表們一席話之間，蔣介石始終沒有具體言語表達，隻不過說了幾個“好”字。最後蔣又連連說了幾個“好”字，代表們認為無須再談，遂與蔣握手告別。
次日在遷川工廠聯合會召集請願團全體代表開會。胡等向大家報告見蔣的詳細情形，並預測貸款大概不致落空。大家聽到了，認為貸款有些希望，覺得鬆了一口氣。又過四天，財政部通知全國工業協會總會，所請求的工業貸款批準五十億元。同時四聯總處（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負責人劉攻芸電話告知胡西園說，五十億元貸款已批準，囑來辦好手續後，即可發放。胡等即與劉攻芸商妥貸款辦法及手續，決定如下：一、貸款以承兌彙票方式發放之；二、貸款者為當然出票人；三、以遷川工廠聯合會為承兌人；四、全國工業協會總會為擔保人。這種史無前例的貸款辦法，表麵上看來，似乎是根據實際、十足照顧的。如果按照銀行過去的慣例，承兌人和擔保人，非殷實的工商業者不可，在這樣的窮困環境中，哪一家肯作承兌人和擔保人呢？現在政府明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全國工業協會總會都是空的團體，要這樣的機構來作承兌人和擔保人，不過是完成貸款的手續而已。其實這是蔣介石挽救已失人心的狡猾伎倆，也是他為了平平內遷工廠氣憤的一種手段。
在九月上旬末，根據議定的原則和貸款標準，按各廠不同情況，在遷川工廠聯合會發放了貸款，得到貸款的工廠近三百家，共計發放貸款約三十八億元。得到貸款後，除極少數工廠在重慶繼續開工外，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廠遷回原籍。至於後來歸還這批貸款的工廠，真如鳳毛麟角，大約最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關於這批貸款全部經過，重慶各報刊都有詳細的報道，亦可見這樁事在當時是十分引人注意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們在烈日炎炎的天氣裏各處奔走，費力不小，而在發放貸款時，並沒有優先照顧自己的企業。這在當時的工商業者來說，還是比較難得的。
抗日戰爭中的顛簸
劉念智
形勢逼人，忍痛離滬
“九一八”以後的六年，日本軍國主義挑起了“七七”事變，向我國全麵進犯。再一個月，淞滬戰事爆發，敵人向上海猖狂進攻。民族存亡，已到最後關頭。抗戰風暴，席卷全國。每一個有覺悟的中國人，都將在無情的炮火中接受考驗。
當時劉氏工廠多在敵我交戰地區。物資的搬遷，人員的調遣，都急待部署。我父親在業務十分繁劇的時候，擔任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兼上海市傷兵救濟委員會會長職務。前線傷兵，大量湧來，救死扶傷工作急如星火。父親立即叫我擺脫一切業務，以紅十字會英文秘書名義，協助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顏福慶（我大哥劉念仁的嶽父）負責辦理傷員救護工作。鑒於敵人進攻的瘋狂，我方傷員數字的急劇增加，我和五弟念孝、七弟念忠以焦急的心情向英法租界聯係收容處所和醫療單位而日夜奔走。我從傷員身上接受了愛國主義的教育，堅定了中國不亡的信念。
與此同時，我父親還擔任了上海市抗日救國會物資供應委員會總幹事職務。當時淞滬前線戰事激烈，物資供應十分緊張。他激於愛國熱情，不肯掛個虛名就了事。在公私事務極為繁忙的時刻，他還是每天到會，親自負責物資募集和調度的工作。
在抗日救亡的號召下，上海各行各業都組織了傷員救護隊。我父親於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到企業大樓，動員全體職工組織劉氏企業的傷員救護隊。我的五弟念孝、七弟念忠都帶頭報了名。他們和職工一起，出入火線，搶救傷員，不避危險，幾乎喪生者多次。五弟還因為操勞過度，不肯休息，直至口吐鮮血，才從火線上退下來。我的表弟陳昌吉（中共黨員）原在南京劉氏企業的生泰恒煤業公司工作。南京失陷後，他撤退到武漢，再輾轉來滬，與元泰煤號（劉氏企業）職工一起參加了上海煤業救護隊。早在大革命以前，在上海煤業中就有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工作。因此，煤業救護隊成為一支最活躍、最堅強的戰鬥隊伍。全國救亡運動如火如荼，上海的情況是全國的縮影。民族資產階級何去何從，在戰事的蔓延中，是嚴重的考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軍西撤，敵軍控製了整個上海。劉氏企業如上海水泥廠、中華碼頭公司在浦東的三個碼頭和倉庫、大中華火柴公司的熒昌火柴廠、周浦火柴廠、東溝梗片廠、章華毛紡織廠、華豐搪瓷廠、中華煤球廠、熾昌新牛皮膠廠等等，已被日軍全部占領。怎樣處理劉氏企業問題，我父親當時采取了三項措施：
一、想托庇洋商保護。上海水泥廠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廠是委托德商禪臣洋行保管的，掛了德國旗。原以為德國和日本有同盟關係，可以得到庇護。但是日軍不買這個帳﹝賬﹞，把看守廠房的德國人都驅逐出廠了。
二、想托庇租界保護。章華毛紡織廠就是一個例子。在“七七”事變以後，“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前，我父親就和該廠經理程年彭、襄理華爾康商妥，把廠裏的部分機器搬進租界，在華山路建立了紡織二廠，在曹家渡設立了染整三廠。“狡兔三窟”，自以為得計。
三、在上海還有業務可以經營，夢想苟安一時，靜待戰事變化。比如他的企業大樓和企業銀行、大華保險公司等都在租界內，可以繼續經營。特別是當時上海煤炭供應緊張，日軍占領上海後已和開灤礦務公司達成協議，允許開灤煤炭繼續運滬銷售。這樣，不僅還有事業可做，而且還有一定的收入。
苟安一時的想法，證明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在全民抗戰的嚴重時刻，何去何從，我父親采取了遲疑、觀望、躊躇、等待的態度。
一九三八年初，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的大班邀請他去談話。他和這兩個洋行本來早有過業務上的聯係，向他們訂購過機器，請他們訓練過技術人員。在三十年代初期，他還參加過上海工商界代表團，幾次去日本進行友好訪問。事出有因，對於邀請談話，並不感到突然。談話中間，兩位大班希望我父親認清形勢，采取現實態度，擺脫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與日本親密合作，把上海的經濟繁榮起來。這次談話的語氣是比較溫和的，日方沒有施加特殊威脅。以後又有了幾次談話，談話情況逐漸惡化，日本大班用脅迫的口吻要我父親提出合作的書麵保證。我父親回來後，就召集我們弟兄幾個和各個企業負責人共同商討對策。形勢的發展本來已經很清楚，決不允許遲疑觀望，但大家還是一致主張采取敷衍和拖延的辦法。不甘合作，不敢決絕，這是當時的心情。
時間拖延了幾個月，事情還是一籌莫展，一九三八年六月，有一個在大中華火柴公司工作的遠房叔叔劉清洪來看我。這個人是在父親家裏撫養長大，並由父親資助留學日本的，娶了日本老婆。他說，他奉火柴聯營公司日本代表植田賢次郎之命，來通知我和二哥念義於第二天早晨九點到漢彌爾登大廈植田寓所裏談話。劉清洪看出我們有點感到突然的表情，就解釋說：“植田是日軍的代表，他是代表軍方來通知你們去談話的。”
我們和父親通了氣，抱著無可奈何的心情，於第二天準時到達植田寓所。劉清洪已在那裏了，他做了我們談話時的翻譯。植田和我們一一握手，以嚴肅而帶點禮貌的態度向我們父親問好，接著說：“你們父親是上海工商界最有聲望的人，和我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了解大日本，大日本也了解他嘛！他老人家現在有何打算呢？”
“時局起了這樣大的變化，一切超出我們想象之外，”我們回答說，“我們還沒有平靜下來作出具體打算。”我們的答複仍然是拖延的辦法。
植田獰笑說：“你們的企業規模大，財產價值不少。放在你們麵前的隻有一條路，就是和大日本合作。合作以後，可以保證你們企業日益擴大繁榮，得到數字可觀的盈利，還可以保持你們在各個企業裏的職位。當然，不用說，你們全家的人身安全也可以得到保證。”過了一會，他接著說：“你們父親在上海工商界聲譽很高，號召力很強。我代表大日本軍方提議，由你們父親擔任上海市商會的會長，以加強日中之間的友好合作。請你們回去向他老人家轉達我們軍方的誠意。”
我們回家後，向父親作了彙報。形勢逼人，急如燃眉。但我們還是遲疑不決，仍然用拖延、搪塞的手法，對付植田的進逼。對於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抱著懷疑、觀望的態度；對於民族複興的前途，缺乏堅強的信心。這是遲疑不決的根本原因。
與此相反，廣大勞動人民的抗戰信心卻是堅定的。抗日救國的呼聲響遍全國，劉氏各企業中有許多青年職工，跟著傷員救護隊的卡車，奔赴解放區，投身到熾熱的戰火中去。
隨著日敵控製的加緊，上海發生了幾起暗殺案件。社會上謠言流傳，說是國民黨政府已派大員來滬調查，凡有與敵人合作嫌疑的，一律格殺勿論。當時，一方麵植田以軍部身份進逼，要求我們趕快表示態度，已有劍拔弩張之勢；一方麵暗殺謠言，一日數傳；處身孤島，不僅無所作為，而且寢食難安。我叔叔劉吉生從香港來信敦促，上海一些友好秘密來商，我們幾個弟兄也極力勸說。父親反複考慮，最後決定離開上海。
一九三八年的一個冬夜，黃浦江上寒風刺骨，夜色陰沉。父親隻帶著一隻小皮箱，把帽子壓得很低，一條羊毛圍巾把臉的下半部遮蓋起來，悄悄地登上了太古輪船。從船上遙望浦東，隻見無數支探照燈光從日本軍營裏散射出來，照耀天空。在那探照燈下，劉氏的堆棧和碼頭，劉氏的工廠和倉庫，在那裏蜷縮著，顫抖著，它們全被敵人霸占了。沒有了這些產業，就沒有了劉氏的一切。父親在船上投去了最後的一瞥，懷著暗淡的心情進入了他的臥艙。今夜，他即將離開這個畢生為之奮鬥的工業基地了。他好象﹝像﹞聽到了“何日君再來！”的淒愴歌聲，不禁老淚橫流。“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他即將和他的一切告別了。他沉浸在悲哀之中，久久不能自脫。忽然汽笛“嗚嗚”，人聲騷動，船將啟碇了。他從冥思中驚醒過來，歎了一口氣，憤憤地頓足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毅然離開上海孤島，向香港進發了。當時，放在他麵前的確實隻有一條路，但不是植田給他指出的那條路，而是和國家民族共患難、共命運的這條路。
在父親離開上海的第二天，植田又來約我二哥和我去見他。這個日本特務已知道我父親離開上海的消息了。他身穿日軍少校軍裝，掛著軍刀，殺氣騰騰對我們喊道：“你們父親上哪裏去了？快老實說。如有半點隱瞞，我就要對你們不客氣了！”我告訴他，蔣介石已派了暗殺團到上海。凡是和大日本有合作嫌疑的人，都在暗殺之列。我們父親的名字已被列入黑名單中，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他已於前日離開上海去香港了。他聽了，惡狠狠地對我們說：“你們背信棄義，不聽善意勸告。我奉軍方之命向你們宣布：所有劉氏企業都作為敵產處理，一律由日軍接管，除非你們的父親悔過自新，重返上海和我們合作。”這次會見就這樣不歡而散。
工廠遷川，重整旗鼓
我父親抱著決絕的心情離開上海，來到香港。作為一個企業家，他是不甘寂寞的，他要有所作為。可是到港不久，重慶就發生汪精衛叛國投敵事件。這一轟動國內外的新聞，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亂，也影響了父親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心。回頭看，他在上海的工業基地已經全部丟失；往前看，恰如大海茫茫，無邊無涯。當時他的心情比未離開上海前更為動蕩，更為不安。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再作打算。
抗戰在艱苦地進行著。由於汪精衛的叛逃，投降與不投降的界線日益明朗，和平謠傳反而漸趨沉寂，抗戰局麵重告穩定。在等待了一段時間以後，他決定重整旗鼓，在抗戰後方再幹一番事業。雖然時間已經損失了很多，但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於是，他連續幾次召集劉氏各企業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到香港來商議。我也到了香港。經過商議，決定在香港辦一家火柴廠，再在重慶辦一家火柴廠和一家毛紡織廠。這就是後來的華業火柴廠和中國毛紡織廠。火柴廠所需要的機器，當時已從九江的裕生火柴廠拆走。毛紡織廠所需要的機器設備，準備從上海章華毛紡織廠拆遷。為了解決火柴原料，又決定在川東長壽辦一家火柴原料廠，這就是後來的中國火柴原料廠。
辦廠要有人，沒有人就辦不成廠。在戰時的後方，要找適合的人，是一件困難的事。我父親的最大優點是，他手頭有批辦廠的人才，有一個辦廠的好班底。這個班底吸收了各類專家，其中有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化學工程師、紡織工程師和企業管理等專家，大多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第一流人才，回國以後又有了實踐的經驗。平時儲才備用，用時得心應手。這些專家很快就擬定了建廠計劃和實施方案，接著就分頭進行。
第一個著手籌建的工廠是香港大中國火柴廠。他親自在香港坪州選購一片空地作為廠址，在短短一年半內就投產出貨。這個廠的股東除父親自己外，還有宋子良、香港當地火柴同業和大中華火柴公司的股東共四十餘人。宋子良為董事長，陸兆麟為廠長，翁文漪為總工程師，我父親自任總經理。以香港大中國火柴廠為基地，再向後方發展劉氏企業，這是當時的如意算盤。可是這個廠建成不到一年，香港淪入日軍手中。戰事變化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我父親在香港籌劃就緒以後，一九三九年就由港直飛重慶，為創辦後方工廠作出安排。我從香港搭船回到上海。父親決定，要我幫助程年彭完成毛紡織機器的拆遷任務。
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間，六弟公誠忽然從延安經重慶、香港來到上海。六弟是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漢口去延安的，行前沒有得到我父親的許可。父親曾經給他彙去二百塊錢，叫他到西安相會。六弟深怕會麵以後，不能再回延安，故沒有應召前去。其實，這是錯會了老人的意思。六弟在延安呆了一年以後，為自然科學研究院募集捐款事，又於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間回到重慶和父親會了麵。父親問明了延安的情況以後，不僅沒有阻止他再回延安，而且給研究院捐了五千塊錢。六弟在重慶募得捐款七、八千元後，托詞要探望老母親，向父親要了路費，又回到了上海。說實在的，探親隻是借口，目的是為了替研究院采購儀器設備。
可是當時上海形勢很緊，敵偽搜查很嚴，我們隻好把六弟隱藏在一個堂妹家裏，同時幫他募集了一點捐款，催他趕即離開虎穴。兩天以後，他穿著日本學生服，由我護送搭上太古輪，回香港去了。
一九三九年冬，我著手進行章華毛紡織廠機器的拆遷工作。這裏經曆了一個十分驚險曲折的場麵。這個廠設在上海浦東，當時由日本海軍占領，說是拆遷，實際就是偷運，即是從浦東偷運到浦西，從日軍防地偷運到公共租界（俗稱英租界）。用個比喻，就是要從餓虎口中奪食。當時程年彭找來一個國際冒險家E．惠特勒（Ｅ．Ｗidler）的和我聯係，介紹以後程就不管了。這人是瑞士籍猶太人，願意承擔這項危險工作，代價是每噸一千元偽幣。他怎樣和日軍打通關節，我不清楚。據他說，他是向日軍司令部一位少將行賄打通關節的。盡管打通了關節，還得在深夜看機會分批偷運過來。這個冒險家本人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徒。我和他打過幾十次交道，每次他都是手裏緊握著手槍，心神不安地東張西望，滿臉殺氣，露出隨時準備搏鬥的凶相。他有時兩眼直瞪著我：“橫豎我倆的命運已經捆綁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嗎？”我沒有直接答複他的問話，隻是對他點點頭，聳聳肩膀，表示無可奈何的心情。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碰到的驚險場麵。我有時懷疑他，是不是有意在嚇唬我。但是他的神情又是那樣的緊張，不象﹝像﹞是造作。緊張的場麵，大約繼續了六個月之久，才結束了偷運任務。偷運出來的紡織、印染設備和器材共達五百多噸，付給這位冒險家的費用共五十多萬元。這是一個不小的代價。為著後方生產，我隻好忍痛犧牲。偷運任務結束以後，我再沒見到這位冒險家了，但是他的猙獰麵目和當時的驚險場麵，我至今記憶猶新。我父親說過：“要辦大事，不能不冒點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