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重新定義的第三個方麵是中國關於外部世界知識的擴大，並在一個更廣的領域內重新理解中國的位置。佛教的到來帶來了與中亞及印度次大陸的常規貿易。在中國的世界觀中，這一時期的日本從神話領域進入現實領域。盡管遙遠的南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領土，但現代廣州的前身在當時是充滿活力的貿易中心城市，它通過海上貿易使部分中國人與東南亞發生聯係，正如與印度及西方發生聯係一樣。
最後一個地理上的重新定義發生在中國文化自身上：家庭與國家之間社會空間的形成。漢代文學聚焦於朝廷與都城，隨後的幾個世紀則見證了致力於不同地域及當地文化的文學的興起。文學涉及的範圍包括農村、山水景觀以及荒涼的邊境地區。文學與高端文化所牽涉範圍與主題的擴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發展出一係列新的物理空間——園林、寺院、豪宅空間、鄉村別墅——文化與宗教活動在這些地方進行。
南北朝的第二個核心主題是新的精英的出現。漢代的豪族很大程度上以他們的物質財富——特別是土地——構建他們的社會聯係網絡，以及他們對朝廷官位的壟斷為其身份標誌。與之相反，南北朝的精英們通過他們所追求的文化與文學活動更細致地把自己區分開來。詩賦創作、書法、哲學清談、獨特的服飾，以及優雅的修養，這些都被培育出來，用作門閥集團的自我認定，以與隻擁有財富或權力的家族相區分。這些確定地位的活動逐漸與官職選舉的新方式合流——這種新方式以保障起家官來維護世襲性。南北朝同樣是精英們開始編撰詳細家譜並以此界定他們親屬群體的時代。
推動多元化的第三個主要力量是軍事上的變化，軍隊主要由世襲的軍戶組成。公元32年，普遍征兵製被廢除，此後，漢朝朝廷主要依賴非漢族的騎兵、刑徒和募兵來補充兵力。漢朝末年興起的軍閥們以奴客、遊牧戰士以及被俘的宗教起義者充任軍人。在隨後的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裏，這些奴客與難民成為世襲性士兵的最大來源，而非漢族的牧民則成為另一個來源。這兩部分軍人最終使地主與按血緣關係組成的聯盟軍相形見絀。從5世紀初的幾十年開始，軍事權力從精英家族手上轉移到朝廷手中，使皇權得以重振。
帝國權力對軍事基礎的依賴導致南北朝時期的第四個主題的出現，帝國政府從社會這個整體中抽離出來。這一過程開始於漢代，漢朝創造了一種泛帝國文化，這種文化建立在非語音書寫和按照禮儀建設的都城之上。漢代的都城超越了早期戰國時代形成的地區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在南北朝時期，帝國的權威軍力是把傳統社會秩序之外的人群作為其根基的，這使得朝廷進一步遠離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在這四個世紀中，外族統治者於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進入並占領中原，而且控製了中國的官僚機製。黃河流域是中華帝國傳統的核心地區，自漢朝在220年滅亡後的18個世紀裏，有9個世紀實際上是由外來的皇帝統治的（如果唐朝統治家族被看作是“外族”的話，還要再加上約3個世紀），這戲劇性地說明了中國政府與它的人民和社會的分離程度。
地理重新定義的第三個方麵是中國關於外部世界知識的擴大，並在一個更廣的領域內重新理解中國的位置。佛教的到來帶來了與中亞及印度次大陸的常規貿易。在中國的世界觀中，這一時期的日本從神話領域進入現實領域。盡管遙遠的南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領土，但現代廣州的前身在當時是充滿活力的貿易中心城市，它通過海上貿易使部分中國人與東南亞發生聯係，正如與印度及西方發生聯係一樣。
最後一個地理上的重新定義發生在中國文化自身上：家庭與國家之間社會空間的形成。漢代文學聚焦於朝廷與都城，隨後的幾個世紀則見證了致力於不同地域及當地文化的文學的興起。文學涉及的範圍包括農村、山水景觀以及荒涼的邊境地區。文學與高端文化所牽涉範圍與主題的擴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發展出一係列新的物理空間——園林、寺院、豪宅空間、鄉村別墅——文化與宗教活動在這些地方進行。
南北朝的第二個核心主題是新的精英的出現。漢代的豪族很大程度上以他們的物質財富——特別是土地——構建他們的社會聯係網絡，以及他們對朝廷官位的壟斷為其身份標誌。與之相反，南北朝的精英們通過他們所追求的文化與文學活動更細致地把自己區分開來。詩賦創作、書法、哲學清談、獨特的服飾，以及優雅的修養，這些都被培育出來，用作門閥集團的自我認定，以與隻擁有財富或權力的家族相區分。這些確定地位的活動逐漸與官職選舉的新方式合流——這種新方式以保障起家官來維護世襲性。南北朝同樣是精英們開始編撰詳細家譜並以此界定他們親屬群體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