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地帶並沒有經曆這一變化過程，這個地帶就是東起中國東北邊境、西達布達佩斯之間的一片廣闊的大草原，這片大草原沿著歐亞大陸的中部向北方伸展，西伯利亞的森林從它的北部邊緣穿過。受地理條件的限製，草原上的耕地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草原人都隻能像幾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末期的人類一樣，過著以蓄養牲畜為主的遊牧生活。事實上，其中有一些部落（即生活在森林裏的那些部落）還停留在馬格德林文化（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時期的狩獵者階段。因此，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帶的人們仍然處於野蠻狀態。這倒不是說他們就比生活在其他地區的人們低能，而是說，在這些地區，受自然條件的限製，當地人長期保留著那種早已被其他地區的人們拋棄了的生活方式。
當亞洲其他地區已經進入了先進的農業社會時，這些殘存下來的遊牧民族卻在曆史這幕大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鄰的各族之間產生了一種時代的落差，生活在公元12世紀的亞洲各個農耕族群，卻有一群還停留在公元前2世紀的鄰居。一支又一支遊牧民族南下，帶來突變與危險。蒙古的遊牧民族隻要南下就會到北京，吉爾吉斯草原過來的遊牧民族則前往伊斯法罕。相比古代中國、波斯和歐洲的定居民族，匈奴人、土庫曼人和蒙古人的確沒開化，他們被定居民族亮出的武器嚇倒，被玻璃珠和頭銜吸引，恭敬地與耕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旱災降臨，當這些可憐的突厥-蒙古牧民跨過一個又一個幹涸的水溝，冒著重重危險穿過荒蕪的草原，終於來到耕地邊緣，來到北其裏（河北）或河中地區的門戶，注視著定居文明的奇跡，看到了成熟的莊稼、豐衣足食的村莊和繁華的城鎮，不難想象他們心中的驚詫。然而，匈奴人卻無法理解這種奇跡，或者說他們無法理解這種奇跡背後的秘密—維持這種繁榮所忍受長時間的辛苦勞動。如果受到蠱惑，他們就會像他們崇拜的狼一樣，在天寒地凍時潛入農莊，隔著籬笆柵欄窺探他們的獵物，心中湧起闖進籬笆、進行擄掠和帶著戰利品逃跑的古老衝動。
在農耕群體附近，生活著一群過著畜牧和狩獵生活的遊牧民族，兩相對比，一邊是高速發展的農耕社會，一切欣欣向榮；另一邊是可看到、可接觸到的仍處於遊牧階段的各民族，不時忍受著草原幹旱時期常有的觸目驚心的饑荒。兩大群體之間的差異不僅突出體現在經濟的巨大差別上，還表現在一種更加殘酷的社會差別上—人類地理學上的問題演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定居民族與遊牧民族對待對方的態度，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在一座現代城市裏，資產階級上流社會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感覺。在中國北方優質的適於耕種的黃土地旁邊，在波斯的田園附近，在基輔肥沃的黑土地周圍，圍繞著一條貧瘠的遊牧地帶，牧地上的氣候條件通常都非常惡劣，十年鬧一次旱災，幹旱來臨時，水源枯竭，牧草枯萎，牲畜大量死亡，接著就是牧民的死亡。
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地帶並沒有經曆這一變化過程，這個地帶就是東起中國東北邊境、西達布達佩斯之間的一片廣闊的大草原，這片大草原沿著歐亞大陸的中部向北方伸展，西伯利亞的森林從它的北部邊緣穿過。受地理條件的限製，草原上的耕地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草原人都隻能像幾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末期的人類一樣，過著以蓄養牲畜為主的遊牧生活。事實上，其中有一些部落（即生活在森林裏的那些部落）還停留在馬格德林文化（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時期的狩獵者階段。因此，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帶的人們仍然處於野蠻狀態。這倒不是說他們就比生活在其他地區的人們低能，而是說，在這些地區，受自然條件的限製，當地人長期保留著那種早已被其他地區的人們拋棄了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