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那時隻能解決一些諸如頭疼、牙疼、肚子疼、胳膊疼、腰疼、腿疼等簡單的情況，有時還當著病人的麵現翻書。在後來8年的插隊生活中，我如饑似渴地學習了中醫、西醫以及臨床各科的醫學知識，書架上擺滿了醫學書籍，我拔過牙、接過生，清理並縫合過傷口，治療過內、外、婦、兒、皮膚、五官等各科的很多常見病，也搶救過急性左心衰竭、重症哮喘、上消化道大出血、各種休克、急性有機磷中毒等眾多急性危重症。後來，居然有百裏以外其他各縣的老百姓慕名來找我看病，當地的幾家報紙、電台也介紹了我給老百姓看病的事。
再後來，北京市革委會慰問團來慰問北京插隊知青。他們了解到我小小衛生所的情況以後，問我還需要什麼藥品、設備，讓我寫一個單子。後來，我把單子寫好交給了他們，他們根據我寫的單子給了1000多塊錢，讓我給衛生所添置藥品、設備。這1000多塊錢，現在看來實在太少，在當時那可是天文數字，我在村裏10年也不可能掙夠1000多塊錢——我們衛生所一下子“鳥槍換大炮”了……
現在，每每想起這段在山西插隊的歲月，我總是從心底感謝那裏的鄉親們，他們在危難時刻把生命交給了我，對我充滿了信任。雖然我的醫學知識很有限，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技術水平；雖然我算不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醫德；即使有時候救治無效，他們也真誠地感謝我，這讓我在插隊的艱苦歲月中得到了莫大慰藉。
每當我治好一個病人，得到大家的讚揚和感謝的時候，我總是說，是淳樸的鄉親們哺育了我，讓我能一生從事這個我深深熱愛的高尚職業。
回到家鄉，急救的初衷依舊未變
“文革”結束後，我有幸上了大學，開始接受係統的醫學教育，那同樣是一段令人終生不能忘懷的時光。
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邊講邊走到我身旁，低聲問道：“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回答老師：“您講的，我知道的，我沒記；您講的，書上有的，我也沒記。您講的，我不知道的，書上也沒有的，您看我都記在書上了。”老師看了看，點點頭說：“嗯，好，這樣可以集中精神聽講，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學畢業後，我終於從山西回到了闊別12年的故鄉——北京。回來不久，我就到了位於先農壇北京市體委大院內的北京市體育科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裏，主要是搞運動醫學的科研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我要學習很多新的專業知識才能適應那裏的工作。相比之下，搞臨床醫學對我來說還算輕車熟路，因為在上大學之前，我已經整整“非法行醫”了9年半，積累了一些臨床實際經驗，所以我更偏愛臨床工作。當時剛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進體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過市衛生局、區衛生局及幾家醫院的負責人，但都因“沒有指標”而被拒絕，但我心裏還是一直向往著醫院，向往著治病救人。
其實，我那時隻能解決一些諸如頭疼、牙疼、肚子疼、胳膊疼、腰疼、腿疼等簡單的情況，有時還當著病人的麵現翻書。在後來8年的插隊生活中，我如饑似渴地學習了中醫、西醫以及臨床各科的醫學知識，書架上擺滿了醫學書籍，我拔過牙、接過生，清理並縫合過傷口，治療過內、外、婦、兒、皮膚、五官等各科的很多常見病，也搶救過急性左心衰竭、重症哮喘、上消化道大出血、各種休克、急性有機磷中毒等眾多急性危重症。後來，居然有百裏以外其他各縣的老百姓慕名來找我看病，當地的幾家報紙、電台也介紹了我給老百姓看病的事。
再後來，北京市革委會慰問團來慰問北京插隊知青。他們了解到我小小衛生所的情況以後，問我還需要什麼藥品、設備，讓我寫一個單子。後來，我把單子寫好交給了他們，他們根據我寫的單子給了1000多塊錢，讓我給衛生所添置藥品、設備。這1000多塊錢，現在看來實在太少，在當時那可是天文數字，我在村裏10年也不可能掙夠1000多塊錢——我們衛生所一下子“鳥槍換大炮”了……
現在，每每想起這段在山西插隊的歲月，我總是從心底感謝那裏的鄉親們，他們在危難時刻把生命交給了我，對我充滿了信任。雖然我的醫學知識很有限，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技術水平；雖然我算不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醫德；即使有時候救治無效，他們也真誠地感謝我，這讓我在插隊的艱苦歲月中得到了莫大慰藉。
每當我治好一個病人，得到大家的讚揚和感謝的時候，我總是說，是淳樸的鄉親們哺育了我，讓我能一生從事這個我深深熱愛的高尚職業。
回到家鄉，急救的初衷依舊未變
“文革”結束後，我有幸上了大學，開始接受係統的醫學教育，那同樣是一段令人終生不能忘懷的時光。
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邊講邊走到我身旁，低聲問道：“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回答老師：“您講的，我知道的，我沒記；您講的，書上有的，我也沒記。您講的，我不知道的，書上也沒有的，您看我都記在書上了。”老師看了看，點點頭說：“嗯，好，這樣可以集中精神聽講，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學畢業後，我終於從山西回到了闊別12年的故鄉——北京。回來不久，我就到了位於先農壇北京市體委大院內的北京市體育科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裏，主要是搞運動醫學的科研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我要學習很多新的專業知識才能適應那裏的工作。相比之下，搞臨床醫學對我來說還算輕車熟路，因為在上大學之前，我已經整整“非法行醫”了9年半，積累了一些臨床實際經驗，所以我更偏愛臨床工作。當時剛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進體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過市衛生局、區衛生局及幾家醫院的負責人，但都因“沒有指標”而被拒絕，但我心裏還是一直向往著醫院，向往著治病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