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十三世紀朝鮮半島野史《三國遺事·卷二·駕洛國記》中記載：公元四十九年（中國東漢建武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位名叫許黃玉的異國佳麗，攜帶著她的媵臣（陪嫁的侍臣）申輔、趙匡以及申輔、趙匡的妻子慕貞、慕良，乘船漂洋過海，來到朝鮮半島南端的駕洛國，與駕洛國的金首露王結成百年伉儷。他們攜帶著“錦鄉綾羅、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瓊玖玩器”等大量“漢室雜物”。婚後，許黃玉輔助金首露王，按照《雞林》職儀，設置了“角幹、阿叱幹、級幹”等高級官階；按照《周禮》《漢儀》確定了下級官僚的設置，實現了“革古鼎新，新設官分職”的政治改革。金首露王夫妻“理國齊家，愛民如子，其教化不肅而威，其政治不嚴而理。”使駕洛國存在了五百二十年之久，許黃玉本人至今仍然受到韓國民眾的普遍敬仰。每年的孟春三日、七日，仲夏五日，仲秋初五、十五之日，人民都要以豐盛潔淨的物品祭祀他們。
在兩千年以後的今天，對於許黃玉的出身來曆，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的史界學者爭議不休。其實，在中國的曆史典籍中，雖然沒有許黃玉的直接記載，卻有不少關於趙匡的記載。範曄在《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第七》中說：“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並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同一章節中接著又說：“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以上說明，趙匡當時是漢家朝廷的右扶風，曾經與馮異並肩作戰，征討過西北地區的英雄豪傑。緊接著，仍然在同一章節中，範曄又繼續寫道：“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並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複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複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請注意：在劉曄的筆下，此時的趙匡忽然又變成了蜀國的大將，並且領兵與馮異率領的東漢軍隊相持了一年之久，而且最終被馮異斬殺了！
無獨有偶，《資治通鑒》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筆者不禁要問：難道東漢初期有了同名同姓的兩個軍事將領趙匡（一個是東漢右扶鳳，另一個是蜀國大將趙匡）嗎？範曄和司馬光作為中華人類赫赫有名的史學大師，他們怎麼可能將這兩個不同的趙匡記載在一起，而不加以注釋呢？這顯然不大可能，他們隻能是同一個人。倘若他們屬於同一個人，趙匡可能先是東漢將軍（官職右扶鳳），後來又是蜀軍大將。其中必有叛漢歸蜀的故事發生。那麼，不管他的行為是否正義，趙匡好歹要算東漢初期的一位重要的軍事將領，何以《後漢書》和《資治通鑒》對他的記敘卻是如此地簡單？並且兩位史學大師對趙匡的變節行為又沒有絲毫的譴責之詞？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界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須知範曄和司馬光寫作時必然遵循孔子提倡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趙匡又不是漢家皇族的尊者、親者、賢者，他們也不必為他忌諱什麼，倒是光武帝作為漢室中興的明君，倘若他在其中有了什麼嚴重的過錯，範曄和司馬光就隻好為他這個尊者“諱”了。這就說明，趙匡的變節可能有非常之原因。
因此，筆者姑妄言之：公元四十九年，也就是範曄記載的“趙匡被馮異斬殺”了十四年以後，趙匡作為許黃玉的媵臣，突然出現在朝鮮半島南端的駕洛國，此事絕非偶然。可惜許黃玉研究家們不能詳究曆史，否則許黃玉作為中國人，絕不僅僅隻是猜測與臆斷（遲至今日，許黃玉研究家們尚且沒有發現中國曆史資料中的趙匡）。因此，筆者不揣冒昧，欲圖根據《後漢書》《資治通鑒》和《三國遺事》的記載，再加以小說家的手法，將許黃玉、趙匡、申輔等人的事跡，演繹成一部長篇曆史小說在此，以彰顯中韓兩國之間的深遠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