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山西文學》2010年第12期
欄目：小說
我這人，打小身板就熊，劉發他爹說我像個“秧子”。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啥叫“秧子”，從他的語氣和旁人的笑聲裏，我猜測可能不是一個好話。於是，我就罵他，說你兒子才是“秧子”，你是“老秧子”。大夥聽我這麼罵，都哄堂大笑。等我稍大些，才知道“秧子”是一些農作物移植前的幼苗，比如茄子秧子、地瓜秧子。劉發他爹說我是“秧子”，並沒啥惡意，隻是笑話我體格不好，弱不禁風罷了。
十六歲那年，我懷揣著公社中學的畢業證，樂顛顛地回家當了社員。七十年代的合莊，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像這裏廣泛流傳的一首民謠唱的那樣：一等人，當書記，老婆孩子有出息；二等人，當隊長，吃罷飯炕上躺；三等人，趕馬車，拿著補助混吃喝；四等人，趕牛車，幹多幹少沒人說；五等人，老社員，套上夾板就一年……我每天跟瓜把式地跟在大夥腚後混工分，等著盼著熬到了二十四歲，總算熬上第一個媒人了。
當時是晌午，我橫在西屋炕上做夢。娘過來喊我，說東頭五嬸來說媒了，叫我趕緊起來。我一聽真是興奮啊，這夢做得果然靈驗——我剛和王桂花同學躲在場院的草垛裏親過嘴，正心急火燎，轉眼成真格的了。
來到東屋，我見五嬸正盤腿坐在炕頭上，手上的香煙抽去半截，杯裏的茶水也喝下半杯，說媒的話題也進行到一半的程度——都在盤算彩禮的事了。我很禮貌地打招呼，說五嬸來了。五嬸隻用眼皮嘹我一下，便接著跟我爹我娘說話，好像這事跟我沒關係一樣。
我鬧了個沒趣，便找個馬紮坐下來。剛聽幾句，就聽出眉目了。原來五嬸要給我介紹的這個對象，竟是咱們莊上的老姑娘李大蘭。我當時就急眼了，趕緊插嘴。我說，不行不行，五嬸不行。五嬸又撩一下眼皮，撇著嘴對我說，你說清楚點，是大蘭不行，還是五嬸不行？我一看五嬸挑禮了，就趕緊補充說，五嬸行，大蘭不行。五嬸瞪我一眼，沒好氣地說，連句人話都說不利索，還有臉挑別人，大蘭再不好，配你還是富富有餘的。
可我畢竟是當事人，我不同意，事情便沒法進行了。屋裏的空氣凝固了幾分鍾後，五嬸搭拉著臉問我，大蘭咋個不行？我毫不客氣地說，她長得太寒磣了，跟個大老爺們似的，比大老爺們還黑，一點女人味都沒有。還沒等我說完，娘就在一旁衝我直使眼色。娘罵我越長越混賬，不知好歹。她說醜妻近地是家中寶，像個大老爺們咋了？能下地幹活就行唄。娘還說，體格好是好事，就是以後有了孩子，也都跟著五大三粗的，你沒聽人家常說，老母豬胖，小尕尕肥嗎？
我被娘說得沒詞了，隻好再找理由，我又說李大蘭的腿腳有毛病，走起道來一瘸一拐的，和她天天一塊兒出出進進的，多沒麵子？娘聽了，開始生氣，她罵我是罐養王八，越養越抽抽。娘說這不是禿頭的虱子明擺著嗎？人家要是沒這點毛病，輪八輩子也輪不到咱家炕頭上。你覺著跟大蘭一起沒麵子，打光棍就有麵子了？
五嬸看我們娘倆這樣僵持著，便不耐煩了。她把手裏的煙頭扔到我的腳下，使勁地瞪了我三四眼，下地就走，左腳邁出門檻子時，回頭衝著我說，你再好好想想，但右手指著的，卻是我爹和我娘。
五嬸走後，娘勸我，說高生啊高生，你咋這麼死性？大蘭她叔是隊長，這你知道不？你能攀上這門子親戚，是你們老高家祖宗墳上冒青煙了，老天爺瞧得起你。你要是錯過了這個村，往後你就是打著燈籠，也找不著這個店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哪頭炕熱哪頭炕涼，你心裏也該有個小九九了，你掂算著辦吧。
娘好說歹說地勸了半天，我也沒往心裏去，我坐在馬紮上，又想起王桂花來。爹氣得脫下鞋來，抽了我兩鞋底子，我順勢又跑回西屋去了。
從第二天起，我再出工時，隊裏的髒活累活，每次都有我的份。和我一起幹活的，今個兒換一茬，明個兒又換一茬，唯獨不換我。半個月後，我被那狗日的隊長使喚得實在不行了，便怯怯地跟娘說，你去把五嬸請來吧，我同意了。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沒用五天，我們就訂婚了。我送給大蘭的訂情物是一條花圍巾，是我爹上集上買來的；她還給我的是一支鋼筆，英雄牌的。訂婚後，按著當地的風俗，大蘭基本就算我的人了，可以名正言順地出入我家了。我們打小一起長大的，也沒有啥陌生感，在訂婚的當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時，就摸了她的手，沒用十天，就蔓延至她上半身的每個角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