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正在開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踏步地邁進。這偉大的轉變首先要在全國城鄉的體形上表現出來。在今後數十年間，全國的舊城市都將獲得改建。許多幾百年來在半睡眠中的縣城將突然醒起來，在短短數年間成為一個個的工商業重鎮。此外還將有千百個新的市鎮從平地上湧出，如同近三十餘年間在蘇聯的遼闊的土地上所見到的一樣。
在這偉大的轉變中，假使城鄉體形方麵未能預先作出妥善正確的計劃，則將因工廠、房屋、鐵路、公路之大量興建，城市與鄉村間人口之大量移動，農業與工業人口比例之改變，因而城市中的房屋即將不敷激增的人口的分配，原來隻適用於騾馬車及轎夫擔子的街巷將使汽車成為無地用武的英雄，僅能創造車禍傷亡紀錄。換句話說，就是城市的體形環境將交錯雜亂，而作盲目無秩序的發展；使城市環境不適宜於一切工業、商業、居住、遊息、交通之用，完全失去了城市所應有的功能。今日歐美無數市鎮因在工業化過程中任其自流發展所形成的紊亂醜惡的體形，正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CIAM的《城市計劃大綱》的確是很有可取之處的。它可被譽為一個技術“良方”。可惜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藥不對症”。因為它不是“治病”的方子而是一個保健的方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城市體形之紊亂隻是病象而不是病源。病源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身。不根除病源是談不上健康成長的。因此，英美等國所沾沾自喜的一些“新市鎮”如倫敦附近的Welluychworth；紐約附近的Radburn；華盛頓附近的Gree等，都隻是些不太成功的逃避主題的支節嚐試，隻能滿足比較少數財力寬裕的人的需要。它們都還隻是試驗室裏的樣品。在整個政治經濟製度改變以前，他們也隻可能有那樣寥寥幾處半成功的試驗，而絕不可能使它全麵發展而實施於全市或全國的。
中國“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現在我們的病基本上已被我們最偉大的“醫師”治好了。新生的中國正在向康複的大道上走。在城鄉建設方麵，這個“方子”倒是相當適用的，因為我們已具備了開始全麵建設的條件。因此，清華大學營建學係編譯組朱暢中，胡允敬，程應銓三位同誌將它譯出，並由程應銓同誌加注，介紹與全國各縣市的行政領導和技術幹部，以供都市建設計劃時的參考。
在這裏，我們必須附帶提出，我們介紹這《城市計劃大綱》，但對於國際現代建築學會所倡導的建築理論，尤其是它對於建築造型的理論是大有問題的，過去我們許多建築師們曾經為那種理論所迷惑。解放以來，經過不斷的學習，尤其是經過近一年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我們誠懇地批判了以往的錯誤，我們肯定地認識到所謂“國際式”建築本質上就是世界主義的具體表現；認識到它的資產階級性；認識到它基本上是與墮落的、唯心的資產階級藝術分不開的；是機械唯物的；是反動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教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的。我們在這裏介紹這個“大綱”而反對國際現代建築學會關於建築造型的理論，正是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就是這“大綱”我們也是要“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鑒”，因而我們加了注釋。我們借鑒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但“僅僅是借鑒而不是用它來替代”。在建築和都市計劃工作中，如同毛主席給我們在文學藝術中的指示一樣：“對於死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仿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教條主義”。我們尤其不可頃刻忘記：建築和都市計劃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它們同時也是文化建設中極重要而最顯著的一部分，他們都必須在民族優良的傳統上發展起來。
新中國正在開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踏步地邁進。這偉大的轉變首先要在全國城鄉的體形上表現出來。在今後數十年間，全國的舊城市都將獲得改建。許多幾百年來在半睡眠中的縣城將突然醒起來，在短短數年間成為一個個的工商業重鎮。此外還將有千百個新的市鎮從平地上湧出，如同近三十餘年間在蘇聯的遼闊的土地上所見到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