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賞，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長是位極人臣，這樣的榮耀，的確沒有謀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歲高齡的李善長真的會造反嗎？這個疑團沒等到今人來破解。就在李善長被處死的第二年，禦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寫了一份《論韓國公冤事狀》，為李善長鳴冤。上書開門見山地寫道：“善長和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謀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愛自己的兒子必然超過兄弟的兒子，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著萬全富貴的人，必不會懷僥幸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隻有萬分之一的富貴。李善長與胡惟庸是子侄輩之間的親戚，而他與皇上卻是親子女之間的親戚。假如他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也不過是功臣第一人，難道還會比今天更加富貴嗎？況且李善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僥幸取得嗎？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結果沒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長為什麼在年輕時親身經曆親眼見到的這種情況，卻又在衰老的年紀去重蹈殺身之禍呢？……上書的最後寫道：“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嗜殺的朱元璋看後，竟沒有加罪王國用。可見，朱元璋心裏是很清楚的，李善長沒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長不會造反也沒有造反，那麼，朱元璋為什麼還要殺死李善長呢？“
對於這個問題，一直也是諸位書友們糾結的所在，到底李善長算不算造反呢？
對於這一點，小景多方查閱資料，最終認為，他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理由。這純粹是朱元璋要鏟除宰相這個職位。
自秦始皇一統六國，天下一統，設置百官，丞相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連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樞。據記載如下：“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後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複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丞相可以說，是負責管理軍事大計或其他要務，並輔佐皇上處理國家大事。逢有機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禦前商議，避免專斷。一般政務，則由丞相決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谘詢，丞相有時可封駁詔書，表示對皇帝命令持保留態度。丞相具體職權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薦舉人才；對於地方官的有考課和黜陟、誅賞的權力；主管律、令及有關刑獄事務；地方上若有暴動等事，丞相派屬官前往鎮壓；在軍事或邊防方麵也承擔一定的責任；全國的計籍和各種圖籍等檔案都歸丞相府保存。西漢時禦史大夫輔佐丞相，職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務常由丞相、禦史共同出麵處置。
丞相之秩為萬石，月俸之穀三百五十斛，錢六萬。屬官有長史二人，為丞相的助手。另有少史、征事等。又設西曹、東曹、奏曹、集曹、議曹等機構，分管官吏遷除、郡國事務、章奏謀議、征集租穀等事。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又置司直，專司刺舉百官不法者，從而加強了丞相的監察職能。唐宋元一直沿用。
隨著宰相的權利日益擴大，必然與皇權有了爭鬥，以我看，正是這個要了李善長一家七十幾口的性命。
朱元璋生性多疑，對丞相權力過大早就心存疑慮，隨著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給後代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李善長作為開國丞相，功臣第一，其對皇權的威懾力、影響力和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須被除掉的那個“刺”。
為了避免皇權旁落，自胡惟庸陰謀造反後，朱元璋即廢除了中書省，分相權於六部，六部尚書執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其後，進一步宣布永遠不許再提議設置丞相一職。秦漢以來行之1000餘年的丞相製度從此廢除，皇權的膨脹超過已往曆朝曆代，達到極至。而當相權被弱化，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後，恐怕皇帝也會因為太繁雜的公務和太大的壓力而崩潰，因為任何人都沒有管理、處理全國一切事務的興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麵，皇權高度集中後，各級官僚特別是中央高級官僚也就沒有了處理政事和國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那麼他們就隻剩下想法設法謀求私利這一件事可做了。相權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後期出現了一個非常荒唐的局麵，統治機構自行渙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後就不見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沒向大臣們發一句話；明神宗30年內隻見過群臣1次；連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積如山，不審不批；群臣們在大殿上高聲喧嘩、隨地吐痰；大臣辭職時也不見皇帝，僅上一封辭呈便棄官回家；各部無人上班，衙門上鎖，院子裏長滿青草，所有公事全都無人辦理。難怪有人感慨地說，明朝並不亡於崇禎，而亡於洪武。這恐怕是朱元璋在誅殺明朝最後一個丞相李善長時沒想到的吧。
前麵說過，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加之淮西集團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過霸道，樹敵必不在少數。他的徹底倒台，因此便具有雙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針對朱元璋的，二是針對各派係文臣的。
然而，也許因為李善長一家的死難太過慘烈給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為受儒家熏陶的知識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麵對君主的淫威。在李善長死的第二年，即有人上書訴其冤。
這封替李善長申冤的奏折，據說出自著名才子解縉的手筆。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紀而已矣，寧複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委，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說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於，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夠想得到的一點常情常理。李善長當年冒萬死，才有了後來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經是勳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兒子當了駙馬，親戚都當了大官，一個做臣子的到了這一步已是頂點。如果他像別人指控的那樣，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過仍是勳臣第一，能超過他現在已得到的一切嗎？何況，李善長又不是小孩子，他難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亂中，起來爭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飛煙滅了嗎？這些李善長當年都曾目睹和親曆，他怎麼可能在即將“翹辮子”的高年，卻非要去冒這種危險？
解才子真是大手筆，駁論痛快淋漓。對此，朱元璋有何反應呢？史書上說：“tai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規，既是欽定的大案，是決不會容忍異議，更不用說翻案了。朱元璋此處的沉默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也許，是同樣處於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麼？
李善長獄案出自聖裁，而羅織最有力者則是當時的左都禦史詹徽，《明史》本傳說詹徽“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禦史是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長及其家口七十餘人在五月坐誅後，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禦史兼吏部尚書的寶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藍玉案發，“詹徽受命鞫藍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吾黨’，遂並殺徽。”《明史》下了個結論，“徽好窺上旨，終及於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