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裏是這樣論述的：“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口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關於中國現狀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
閉關鎖國、官僚主義、封建主義這些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舉個例子：乾隆旨在當時全國範圍內“刪銷書籍，以正人心”。一場新的焚書運動在全國展開。僅乾隆在位期間，清朝焚毀的書籍共計77萬卷。如此封建、殘酷的思想打壓，與英國人亞當·斯密倡導的自由化、市場化理論有如天壤之別。
我們再把目光聚焦到現在，中國經濟起步本身就比西方國家晚了200年，一個轉身就是200年，當然這200年相對於5000年的中華文明來說並不漫長。但這200年卻是中國最重要的200年。
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走上了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中國用30多年的時間去追趕被世界落下的200多年差距，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感覺這個時代如此特別的原因。那麼，中國是怎樣快速彌補這個差距的呢？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以“人口優勢”彌補“技術落後”的增長模式。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市場，而且中國人聰明、勤勞，哪怕是鼓勵一小部分人去生產和創造，即可形成一種火熱的“市場”局麵，這就是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的初衷。
對於經濟發展而言，人類所有的探索，不外乎兩件事情的糾葛：
第一，用什麼政策能充分激發人的勞動積極性？
第二，用什麼體製能防止人過度的趨利帶來的社會崩潰？
我們用第一個30年解決了第一個問題，我們將用第二個30年解決第二個問題。這也就是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30年。”
今天我們大致走過了第一個30年，過去的30年主要是經濟改革，當下我們正在開啟第二個30年，後續的30年將是體製改革。我們需要法律體係的完善、金融體係的改革和市場體係的深化。
但後續30年的任務可能比之前的30年更加艱巨。就好像登山一樣，越往上攀爬空氣越稀薄，消耗的能量越多，但是境界也更高，風景也大不相同。
而互聯網就是下一個時代的風帆，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是人類迄今為止唯一可以與蒸汽機相提並論的偉大發明，整個世界的商業邏輯都在被它改寫。
再從世界範圍內來說，歐洲英法等國之所以最先崛起，是因為它們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抓住了機會；美國之所以強大，同樣是因為它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中不失時機發展創新。但歐洲卻因錯失第三次工業革命逐漸落後。
《國富論》裏是這樣論述的：“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口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關於中國現狀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
閉關鎖國、官僚主義、封建主義這些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舉個例子：乾隆旨在當時全國範圍內“刪銷書籍，以正人心”。一場新的焚書運動在全國展開。僅乾隆在位期間，清朝焚毀的書籍共計77萬卷。如此封建、殘酷的思想打壓，與英國人亞當·斯密倡導的自由化、市場化理論有如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