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密謀活動，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德國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掌握了比密謀者中任何一個人所知道的更多的情報。希姆萊表麵上舉止溫文，其實是個兩麵派。他多次與抵抗運動接觸，對抵抗運動產生了興趣。
這些密謀者們不止一個人，尤其是波比茨，他們竟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表麵上狂熱效忠希特勒的希姆萊內心深處也是這樣想的。直到鬥爭的最後時刻，希姆萊一直耍兩麵派手段，而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很多英勇的密謀者被希姆萊悄悄派人幹掉了。
抵抗運動的實力比較弱小。克萊騷的成員們為了給德國製造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進行著無休止的討論。
而以貝克為首的密謀集團則想盡辦法殺死希特勒，取得國家政權。密謀集團積極與西方國家進行接觸，以便使西方盟國了解德國抵抗運動的情況，並探詢西方盟國將會同未來的新政府簽署什麼樣的和約。這些接觸都是在瑞典和瑞士進
行的。
在瑞典，戈台勒經常與銀行家馬爾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談。戈台勒與他們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在1942年4月，戈台勒又與雅可布·瓦倫堡舉行會談，戈台勒請他想辦法與丘吉爾聯係上。密謀集團要求從丘吉爾那裏得到保證：如果他們推翻了法西斯政府，盟國就與德國和談。瓦倫堡說，根據他對丘吉爾的了解，要丘吉爾做出事先保證是辦不到的。
1942年5月，德國的兩個路德派教士漢斯·舒恩菲爾德和狄特裏希·波霍弗在瑞典與英國人進行了秘密會談。英國人是英國聖公會契切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波霍弗是積極的密謀者，他是拿著德國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假護照出國的。
兩個人與喬治·貝爾主教談了密謀者們的計劃，他們向喬治·貝爾主教詢問：如果法西斯政府被推翻以後，西方盟國是否願意與一個反納粹的新政府達成一個體麵的和約。他們要求通過私下的書麵文件或者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複。
為了取得西方盟國對密謀集團的信任，波霍弗給了喬治·貝爾一份密謀集團的領導人名單。這份名單後來使波霍弗付出了生命，同時使其他密謀者遭到納粹的屠殺。
這份名單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反對派的最權威的材料。1942年6月，貝爾回到倫敦以後，馬上轉交給英國外長安東尼·艾登。然而，1938年曾為了抗議張伯倫首相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而辭去外長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名單以後卻表示懷疑。
因為英國從德國密謀分子那裏獲得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結果英國沒有給予任何答複。
德國抵抗組織和西方盟國方麵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通過艾倫·杜勒斯進行的。艾倫·杜勒斯是美國派駐瑞士的戰略服務處負責人，這一任職一直到二戰結束。吉斯維烏斯是德國諜報局的工作人員，德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館的副領事。吉斯維烏斯經常到伯爾尼旅行。他是密謀者之一。他主要是從貝克或戈台勒那裏將情報交給艾倫·杜勒斯，讓美國隨時了解各種密謀計劃的發展情況。
接觸杜勒斯的德國密謀者還有舒恩菲爾德和特羅特·佐·索爾茲，索爾茲既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又是密謀者。一次，索爾茲來到瑞士，向艾倫·杜勒斯提出“警告”：“若西方盟國拒絕考慮與一個反法西斯的德國政府簽署體麵的和約，密謀者們將轉向蘇聯。”艾倫·杜勒斯對德國人表示同情，但他認為美國方麵無法給予任何保證。
這些德國密謀者們總是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西方盟國，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把一戰後德國的苦難，甚至把希特勒的上台都歸咎於西方盟國。
密謀者們長期堅持為德國從西方盟國那裏爭取體麵的和平談判，但在爭取和平談判以前，他們對殺死希特勒又缺少堅決的行動，結果使西方盟國懷疑他們的活動是法西斯政府設下的圈套。因為希特勒政府始終沒有放棄與英美達成一個體麵的談判，然後集中兵力對付蘇聯，再去對付英美。這是希特勒在大戰前慣用的外交戰術，“慕尼黑會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西方盟國認為，既然這些自稱是密謀者的德國人那麼痛恨納粹法西斯，他們就應該集中力量去推翻法西斯政府，而不是爭取西方盟國給德國一個體麵的
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