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的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誌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汙蔑到了什麼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隻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裏。我想辯解兩句，行嗎？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麼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誌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誌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誌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誌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隻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隻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隻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麼罪名，給一個什麼處分都行，隻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隻是那一些，隻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誌，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裏，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
我想起金聖歎。金聖歎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有人說這不可靠。金聖歎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幹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歎“化屠夫的凶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的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誌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汙蔑到了什麼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隻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裏。我想辯解兩句，行嗎？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麼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誌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誌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誌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誌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隻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隻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隻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麼罪名，給一個什麼處分都行，隻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隻是那一些，隻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誌，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