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的長期發展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東漢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各家不斷相互影響、吸收和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詩學倫理精神傳統，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在特定的經濟條件、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下，文學的能動性會對經濟關係和社會製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使人們原有的倫理觀念適應新的社會經濟關係需要，主動把自己的行為納入社會總體發展當中。五四之前，以儒學為核心的話語體係、價值觀念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過重要作用，但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特別是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混亂，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無法擔負起拯救民族於水火的曆史重任。社會危機的不斷加深已經造成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別是倫理和道德的全方位失落，對於傳統文化的定位已經不再是改良與否的問題，而是中國要圖存新生，就必須引入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曆史交給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包括文學家和詩人必須完成的使命。
黃遵憲、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時代，就提倡“詩界革命”，就對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提出了一些革新的想法。黃遵憲提出了“我手寫我口”的口號，主張“言文合一”；梁啟超明確提出了“新語句”的語言革新要求；王國維更是注意到了語言和思想與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的關係。這說明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學者早就注意到了中國詩歌麵臨的嚴峻形勢。但由於晚清封建專製和腐敗統治，導致文化和文學“革命”環境的缺失，無法形成新詩的創作語境，更無法突破古詩的形體束縛。到了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呼聲逐漸響徹中華大地，而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也要求中國傳統文化必須進行深刻的變革，改革甚至廢除舊體詩，創造出符合世界潮流和時代要求的新體詩。這種“大勢”，使中國一批具有古文根底的“文化大家”，如：胡適、陳獨秀、劉大白、劉半農、郭沫若、聞一多、徐誌摩、朱湘、戴望舒等，開始嚐試用白話寫詩。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從自己對新詩的機械理解和毫無經驗的摸索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著新體詩的形態，在內容和形式上幾乎完全廢除了古詩中的音律和節奏，按照生活中的白話格體，用簡潔明了、一看就懂的表現形式創作新體詩。
二
一般而言，新體詩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詩歌藝術和詩歌理論的總稱。在新舊文學嬗變的特定曆史時期，通過倡導新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形式來呼應重大時代課題，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文學的重大事件。無論是梁啟超的“新民”，還是王國維的“人間”、魯迅的“立人”等，都強調文學與時代和政治的聯係，“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欲維新人心人格，當維新文學”。他們呼喚“精神界之戰士”，以打破中國的平和沉淪，驚醒國人的麻木懦弱，解決個人的精神更新和個性解放，達成“人心之營構”。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指出：“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於社會的背景，一般群眾，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所以，中國古典詩歌形式完成向現代新體詩形式的轉變，雖然有其自身發展的必然，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近代中國政治的腐朽、外國列強的入侵、人民生活的貧困、民族尊嚴的喪失，使大批文學家和詩人開始更加關注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特別是麵對國人的精神頹廢和民心士氣的萎靡，他們憂慮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哪裏是國家的出路？民族的未來在哪裏？詩人們思索著該用何種方式來喚醒沉睡的民眾。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到來，覺悟的中國詩人開始領悟到：如果要改變中國民族和民生問題，首先要改變民眾的精神倫理問題，隻有國民個性得到徹底解放，人民才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而喚醒民眾個性的解放，隻有推倒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束縛，廢除舊的文學形式桎梏，找到適應國民需要、符合民眾特點、可以迅速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新的文學體裁形式。
在中國曆史的長期發展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東漢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各家不斷相互影響、吸收和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詩學倫理精神傳統，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在特定的經濟條件、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下，文學的能動性會對經濟關係和社會製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使人們原有的倫理觀念適應新的社會經濟關係需要，主動把自己的行為納入社會總體發展當中。五四之前，以儒學為核心的話語體係、價值觀念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過重要作用，但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特別是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混亂，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無法擔負起拯救民族於水火的曆史重任。社會危機的不斷加深已經造成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別是倫理和道德的全方位失落，對於傳統文化的定位已經不再是改良與否的問題，而是中國要圖存新生，就必須引入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曆史交給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包括文學家和詩人必須完成的使命。
黃遵憲、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時代，就提倡“詩界革命”，就對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提出了一些革新的想法。黃遵憲提出了“我手寫我口”的口號，主張“言文合一”；梁啟超明確提出了“新語句”的語言革新要求；王國維更是注意到了語言和思想與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的關係。這說明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學者早就注意到了中國詩歌麵臨的嚴峻形勢。但由於晚清封建專製和腐敗統治，導致文化和文學“革命”環境的缺失，無法形成新詩的創作語境，更無法突破古詩的形體束縛。到了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呼聲逐漸響徹中華大地，而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也要求中國傳統文化必須進行深刻的變革，改革甚至廢除舊體詩，創造出符合世界潮流和時代要求的新體詩。這種“大勢”，使中國一批具有古文根底的“文化大家”，如：胡適、陳獨秀、劉大白、劉半農、郭沫若、聞一多、徐誌摩、朱湘、戴望舒等，開始嚐試用白話寫詩。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從自己對新詩的機械理解和毫無經驗的摸索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著新體詩的形態，在內容和形式上幾乎完全廢除了古詩中的音律和節奏，按照生活中的白話格體，用簡潔明了、一看就懂的表現形式創作新體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