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芥川龍之介小說選》，文潔若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頁以下。
[21]以下引自〔日〕川端康成：《玉鈴》，見《日本當代短篇小說選》第2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 此篇未發表。
[23]* 本文原發表於《湖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4]〔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5頁、第49—50頁。
[25]本文依據的《古事記》文本為〔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
[26]同上，第一章：“天國和地府”。
[27]“八大島”即今天的日本列島。
[28]在西方，正如著名人類學家巴霍芬指出的，這一從母權製向父權製的轉機是由古希臘關於奧列斯特殺母這一慘烈的神話悲劇暗示出來的，參看〔德〕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瑞士蘇黎世出版1884年版。日本古代沒有太大的變故而實現了平穩過渡，也許和日本當時沒有形成發達的商品經濟及相應的契約社會有關。
[29]〔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二章：“天上的岩洞”。
[30]〔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三章：“八頭蛇”。
[31]〔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四章：“大國主神的冒險”。
[32]〔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七章：“朝陽照射的國”。
[33]〔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八章：“海幸和山幸”。
[34]〔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章：“七個少女”。
[35]〔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一章：“四道將軍”。
[36]〔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二章：“啞巴皇子”。
[37]參看〔德〕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87頁。
[38]〔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三章：“倭建命的冒險”。
[39]〔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九章：“仁德天皇和他的妃子們”。
[40]中村元認為，“日本人的寬容精神甚至使他們不可能對罪人產生深刻的憎惡。在日本幾乎沒有過任何殘酷的刑罰。”（見〔日〕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馬小鶴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頁）此言或許有些誇大，但至少對於日本女性來說，應當說是真實的。
[20]《芥川龍之介小說選》，文潔若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頁以下。
[21]以下引自〔日〕川端康成：《玉鈴》，見《日本當代短篇小說選》第2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 此篇未發表。
[23]* 本文原發表於《湖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4]〔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5頁、第49—50頁。
[25]本文依據的《古事記》文本為〔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
[26]同上，第一章：“天國和地府”。
[27]“八大島”即今天的日本列島。
[28]在西方，正如著名人類學家巴霍芬指出的，這一從母權製向父權製的轉機是由古希臘關於奧列斯特殺母這一慘烈的神話悲劇暗示出來的，參看〔德〕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瑞士蘇黎世出版1884年版。日本古代沒有太大的變故而實現了平穩過渡，也許和日本當時沒有形成發達的商品經濟及相應的契約社會有關。
[29]〔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二章：“天上的岩洞”。
[30]〔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三章：“八頭蛇”。
[31]〔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四章：“大國主神的冒險”。
[32]〔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七章：“朝陽照射的國”。
[33]〔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八章：“海幸和山幸”。
[34]〔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章：“七個少女”。
[35]〔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一章：“四道將軍”。
[36]〔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二章：“啞巴皇子”。
[37]參看〔德〕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87頁。
[38]〔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三章：“倭建命的冒險”。
[39]〔日〕福永武彥：《古事記物語》，東京：岩波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九章：“仁德天皇和他的妃子們”。
[40]中村元認為，“日本人的寬容精神甚至使他們不可能對罪人產生深刻的憎惡。在日本幾乎沒有過任何殘酷的刑罰。”（見〔日〕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馬小鶴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頁）此言或許有些誇大，但至少對於日本女性來說，應當說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