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將在祭壇上為資產者的體麵而獻身。”小仲馬為自己虛構的“純真愛情”辯白，對父親說：“我希望一舉兩得，即同時拯救愛情與倫理。既然也贖了罪，洗滌自身的汙穢，任何權威都不可能指責我選擇了一個婊子當小說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請進法蘭西文學院，他們也無法說我頌揚過淫蕩。”
這段話又讓我想起我本不願理睬的、一種對《茶花女》的最輕蔑的評價，即說這是一部“玫瑰露”小說。寫一個名妓的故事則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名妓又確有其人，名叫瑪麗·杜普萊西，一個淪落風塵的絕色女子。且不說紈絝子弟、風流雅士趨之若鶩，大仲馬也與之有染；單講小仲馬，1844年二十歲，就得到比他大半歲的瑪麗的青睞，很快成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後，兩個人就因爭吵而分手，小仲馬給瑪麗寫了《絕交書》。
就在瑪麗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獻上祭壇，寫成了小說《茶花女》，又改編成劇本，成功首演被稱為19世紀法國最重大的戲劇盛事。
然而，小仲馬的創作命運已定，此後不管他又寫出多少作品，也隻是綠葉，陪襯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終是他成功的基點和頂點，也一直是對他評價或毀或譽的起點和終點。
此後，小仲馬的全部文學創作活動都旨在逃出《茶花女》這個魔圈，逃出這塊骷髏地，另建他的文學王國。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學寶座。
於是，他開創了“命題戲劇”，主張“戲劇必須服務於社會的重大改革，服務於心靈的巨大希望”。他按照這種主張創作的一些劇本，連題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會》（1855）《金錢問題》（1857）《私生子》（1858）《放蕩的父親》（1859）《婦女之友》（1864）……
無論法國進入第二帝國時期，還是變成資產者顯貴們的共和國，小仲馬始終以倫理的權威自居，高舉社會道德這杆大旗。
他不失時機地懺悔青春時期的“原罪”：“讀者朋友，我懷著對藝術的熱愛和尊重，寫了所有這些劇本，唯獨第一種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時間炮製出來的，單憑著青年的膽大妄為和運氣，主要是圖錢，而不是有了神聖的靈感。”
他所說的“例外”，當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圍繞著給他帶來最大名利的這部作品，他總是否定別人肯定的東西。
想當初，小仲馬寫《茶花女》時，拋卻功利的動機不說，他畢竟是寫自身的一段感情經曆，尤其這是同一個紅極一時的名妓不可能長久的戀情，極具新聞看點，即使原本原樣寫出來，就可以成為暢銷讀物了，更何況是美化藝術加工了呢？
小仲馬自然不會簡單地敘述同妓女的愛情故事，否則他就真的創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說了。他深感“同時拯救愛情和倫理”的必要，以免落個頌揚淫蕩的惡名。因此，他一方麵把這段放蕩行為美化成“純真愛情”，另一方麵又準備為了倫理而犧牲掉愛情。
“她將在祭壇上為資產者的體麵而獻身。”小仲馬為自己虛構的“純真愛情”辯白，對父親說：“我希望一舉兩得，即同時拯救愛情與倫理。既然也贖了罪，洗滌自身的汙穢，任何權威都不可能指責我選擇了一個婊子當小說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請進法蘭西文學院，他們也無法說我頌揚過淫蕩。”
這段話又讓我想起我本不願理睬的、一種對《茶花女》的最輕蔑的評價，即說這是一部“玫瑰露”小說。寫一個名妓的故事則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名妓又確有其人，名叫瑪麗·杜普萊西，一個淪落風塵的絕色女子。且不說紈絝子弟、風流雅士趨之若鶩，大仲馬也與之有染；單講小仲馬，1844年二十歲，就得到比他大半歲的瑪麗的青睞，很快成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後，兩個人就因爭吵而分手，小仲馬給瑪麗寫了《絕交書》。
就在瑪麗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獻上祭壇，寫成了小說《茶花女》，又改編成劇本，成功首演被稱為19世紀法國最重大的戲劇盛事。
然而，小仲馬的創作命運已定，此後不管他又寫出多少作品，也隻是綠葉，陪襯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終是他成功的基點和頂點，也一直是對他評價或毀或譽的起點和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