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陶先生對蘇軾詩畫理論和自然詩觀的研究，好比老樹著新花的話，那麼，他對蘇軾人物詩和哲理詞的探討，就是新品種的開發與培育了。流行的文學觀念認定文學的基本特質是抒情性和形象性，這對我國古代詩詞來說，當然更是如此。“詩緣情而綺靡”（《文賦》），“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詞源》），已是經典性的話語，甚至演為套語常談。然而，從文學作品內容構成的要素而言，則情、景、事、理四端實缺一不可。清人史震林《華陽散稿·序》雲：“詩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氣與靈機也。”因而除了抒情、寫景外，在敘事和說理中也一樣能釀造出具有藝術特性的事趣和理趣，從而成為審美對象。這對蘇軾和宋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與深化，具有特殊的意義。本書的《論蘇軾詩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論東坡哲理詞》等文，就提供了具體的證明，正是文學觀念合理調整後的產物。
近年來，饒宗頤先生提出“形上詩”、“形上詞”的命題。他不僅從中西詩學傳統上予以理論上的論說，認為這類“再現形而上旨意”的新詩體、新詞體，其存在和發展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還特別指出“中國說理詩，乃至宋代才有相當地位”，此實乃關涉到對宋詩宋詞的時代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同時，饒先生身體力行，創作了一批意趣雋永、思致深刻、耐人咀嚼的優秀“形上詞”。施議對先生已有多篇論文推介，是很及時的。陶先生則著力分析蘇詞中所表達的人生哲理，蘇軾對禍福、榮辱、生死的理性思考，對人生的短暫與永恒、虛幻與實在、形相與底蘊、意義與價值的感受，並仔細剖析他創造哲理意境的五種途徑。分析切實，論證周密，為“形上詞”說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談到詩詞中的敘事性，誠然，比起西洋文學，我國長篇敘事詩不夠發達，但不能忽視抒情詩詞中的敘事要素。眾所周知，況周頤曾秉承王鵬運的見解，提出“重、拙、大”之說，成為詞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在他晚年所編《曆代詞人考略》卷八“柳永”條後按語中，又提出補加一個“寬”字：“‘作詞有三要，重、拙、大’，吾讀屯田詞，又得一字曰‘寬’。向來行文之法，最忌平鋪直敘，屯田卻以鋪敘擅場，求之兩宋詞人，正複不能有二。”況氏的“寬”字訣，是對詞的敘述藝術某一境界的概括和總結，對“六義”之一“賦”法的補充與發揮。探究宋代詩詞藝術，這實是一個很有學術生長點的研究視野。陶先生專力研究蘇詩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從近二百首蘇詩中分析其人物詩的一般特點，對其敘事與抒情的結合，以寫照傳神為旨歸等，均有會心之處。即使在論及蘇軾寫景詞時，也注意到線狀鋪敘法與環狀、塊狀鋪敘法的差異。鋪敘當然與情、景、事、理都有關係，但究以敘事（故事、人物）為重點。本書對詩詞中敘事性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學術界似尚屬少見，我想會引起重視的。
如果說，陶先生對蘇軾詩畫理論和自然詩觀的研究，好比老樹著新花的話，那麼，他對蘇軾人物詩和哲理詞的探討，就是新品種的開發與培育了。流行的文學觀念認定文學的基本特質是抒情性和形象性，這對我國古代詩詞來說，當然更是如此。“詩緣情而綺靡”（《文賦》），“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詞源》），已是經典性的話語，甚至演為套語常談。然而，從文學作品內容構成的要素而言，則情、景、事、理四端實缺一不可。清人史震林《華陽散稿·序》雲：“詩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氣與靈機也。”因而除了抒情、寫景外，在敘事和說理中也一樣能釀造出具有藝術特性的事趣和理趣，從而成為審美對象。這對蘇軾和宋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與深化，具有特殊的意義。本書的《論蘇軾詩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論東坡哲理詞》等文，就提供了具體的證明，正是文學觀念合理調整後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