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我時常從夢中驚醒，而這些夢的內容大多是沒有飯吃，沒有工作，窮途潦倒，掙紮在絕望的生活中。嫂索可濼爾說網，看最哆的言清女生爾說但當我醒來之後，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是安適地躺在床上，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夜是那麼寧靜，我既不缺吃，也不愁生活無著，而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童年啊，我和我同輩人的童年啊，那都是些什麼樣的辛酸歲月，又都充滿著多少掙紮與苦鬥呀！為了不忘記這一切，並要把它告訴給當今的青少年，於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動手寫《閃閃的紅星》。
可見，當年寫《閃閃的紅星》是傾注我全部心血的，那裏有我生活的積累，有感情的凝結，有藝術的追求，有我對少年和少年兒童文學的寄托。無疑，它在思想上、藝術上較前都有明顯的提高。所以在出版不久，便被譯成英、法、德、日、羅等十種文字。
《閃閃的紅星》從創作到拍成電影，前前後後是很不尋常的。一九六四年寫成初稿，以《戰鬥的童年》的書名寄到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當時李小文同誌不在社內，另一位同誌看稿，大約過了幾個月，他給我寫了封信，提出修改意見，我那時正下放部隊代職，無暇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樓中風滿，已是山雨欲來了，我知道我這部小說是寫“情”的，怕遭到批判，便連寫兩封信給中國少兒社，要求把稿子退還我。社裏當時也十分謹慎，便把這稿子寄還我了。“文革”期間，勒令把手稿上交，我偷偷留下一份謄清稿，一九七一年才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如果當時全焚毀，也許就不會有這本書了。一九七五年，有人狀告到**那裏，說這本書寫的是許世友的家世，為許樹碑立傳。**為了政治需要，指示人批判；張春橋派專人到濟南調查，我被審問。據說“初瀾”已寫出了大批判稿，隻是形勢有變，才沒有公開批出來。以後傳聞到國外，說我被迫害死了。在粉碎“四人幫”後，法國的筆會還發了份電報到中國，聲援被迫害的李心田（法國麗阿夫人翻譯了《閃閃的紅星》並得了獎，後來把獎狀複印寄給我）。說來可笑也可悲，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幾乎給我帶來厄運。
《閃閃的紅星》出版，我對於兒童文學創作已是欲罷不能欲止不休了。一九六四年，我已調到劇團任專業編劇，但我仍拿出很大精力來寫兒童作品，這就是後來連續出版的《跳動的火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幅自畫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和《船隊按時到達》（一九八六年八月）。在這三本書中，《跳動的火焰》用功夫最大，為了寫這本書（還有個任務要編一部工人生活的話劇），我深入到濟南火柴廠，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到工廠上班，在車間勞動，與工人談心，光談話記錄就寫了兩本子（十萬多字）。所以這本書，對造火柴工人的生活描寫得很細微，尤其對童工的遭遇，寫得更真切動人。盡管這本書在廣播電台連續廣播（並製成磁帶），還拍成了電影（一九八四年，長影），但反響不是很大。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薦去參加全國兒童作品評獎，據說，許多評委都沒翻過這本書。《十幅自畫像》是我比較喜歡的一本書。寫一個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構思很巧妙，用了些散文筆法，人物心情寫得很細膩。把一個孩子由六歲寫到十六歲，又把她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聯係起來，其社會內涵與文化內涵，認識作用與審美作用，都不是一般化的。可是此書出版後，隻有沐陽在《文藝報》上寫了篇評論文章，以後也就沒有聲息了。可能是因為它表現了“文化大革命”，而不便於評說吧？但我個人認為，這本書不論是內容上還是表現手法上，都標誌著我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新階段。《船隊按時到達》是我寫得最輕鬆，出版最迅蓮，而又得獎的一本書。十一萬字，一共寫了三個月，編輯宋德馨同誌一個月趕編出來，又三個月，便出版了，一九九〇年五月，獲得了全國優秀少年兒童讀物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