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中蘇關係史綱》出版前的幾句話
李鳳林*中國原駐蘇聯大使。
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中國學者近年來的主要成果有：林軍：《中蘇關係（1969～198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胡禮忠等：《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係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係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劉誌青：《恩怨曆盡後的反思——中蘇關係七十年》，黃河出版社，1998；羅時敘：《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1956～196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蒲國良：《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與1956～1965年的中蘇關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曆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章百家、牛軍編《冷戰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係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楊闖、高飛、馮玉軍：《百年中俄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等。
但對於中蘇關係的個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係和中俄關係發展的親曆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回顧和縷析中蘇（俄）關係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曆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係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曆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係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麵蘇聯共產黨幫助了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麵，共產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同誌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行事，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出現了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麵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曆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曆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出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鬥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看法的反複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麵的分歧存在錯綜複雜的聯係。中蘇關係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複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這個時期中蘇國家間關係中也暗現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斯大林不願放棄《雅爾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麵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麵也持不讚同和反對意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