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秦的征服而來的第三個重要變化，是統一的表意文字的廣泛使用。秦國規範了此前相互之間無法用語言溝通的人群的書寫方式，這個革新把帝國內所有的地區聯結為一體，並建立起一個國家認可的文化典籍體係。[1]在此後的階段，即便是沒成為現代中國一部分的地區——韓國、日本以及越南，都通過使用一種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這種國家經典，不但使皇帝成為帝國價值體係的倡導者與捍衛者，還使他成為踐行這些價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為人們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礎。最後，共同的文化體係把所有從事帝國事務以及渴望為帝國服務的人都連接起來。在後來的若幹個世紀裏，通過傳統戲曲、大眾文學以及啟蒙讀本等方式，文化開始滲透到社會低層。
在秦征服之後的世紀裏，農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軍事化，而帝國的兵役也漸漸由社會的邊緣人群來代理，這個趨勢扭轉了早期諸國為了競爭而把兵役擴展到整個農民階層的潮流。公元前31年，全民兵役製被正式廢除，直到1911年中國最後一個帝國瓦解之後才重新出現。對全體農民的兵役總動員消失了，之後兵役多由非漢人族群承擔，他們都特別擅長在前線作戰。或出於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於其他暴力的因素，他們被從內陸調遣到帝國邊陲的各個隘口。這種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裝發展到挑戰帝國權威的可能，但同時也導致一種時常出現的情形，即外來民族征服及其對中國的統治。
最後，“帝國”在早期中國的發展，依靠的是整個帝國新出現的一個社會精英階層——豪強大族，他們是地主階級、商人集團和政府官員的集合體。這些豪強大族利用他們主要投資在土地上的財富，以及他們動員大量親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個地方社會。在古典時代，法律和習俗使祖傳的土地被分配給兒子們，從而逐漸削減了家族的土地財富。即便是大地產（雖然按照西方的標準，這個階段還沒有地產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幾代人的轉移分配中變成了大量的小地產。為了能增加自己的財富，豪強大族不得不致力於在農業之外尋找增加收入的來源。在這些家庭中，商業和借貸成為主要的職業，但最大的財富來源，當然是在朝廷內謀得一官半職。
久而久之，地方豪強大族開始在經濟上依靠為國家服務，以保持他們的地位優勢。若要獲得為帝國服務的機會，就必須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孫孫都開始勤習帝國的文學、文化。這些豪強大族既擁有地方權力，又效忠於帝國，從而成為地方社會和朝廷之間最主要的聯係。他們把皇帝的意誌強加給整個帝國，範圍之廣是那種人手不足的官僚機構從來不可能達到的。後期，隨著帝國人口數量的增長，以及國家行政人員和人口數量比率的下降，這些散居在整個帝國的豪強大族對國家而言更為重要了，同時他們向帝國索取的回饋也更大了。
若幹個世紀過去了，隨著中華帝國的逐漸衰弱和敗落，古典時期出現的國家社會的5個特性經曆了持續的變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質，在政治的壓力之下也都在發生演變。文化典籍的內容，它與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間的聯係，人們傳播並利用它來錄取朝廷官員的方式，都隨著政治背景的轉換而變化著。無論何時，當外族入侵中國並建立新的朝代，他們都會對國家軍事組織進行調整，並且重新審視軍隊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同時，這些豪強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個地區改變著他們增加財富和施加地方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們介入國家事務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種形式，以上這5個特性在中華帝國兩千年曆史中發揮著作用，影響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理念。這種國家與社會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著中華文化，影響著當代世界。
伴隨秦的征服而來的第三個重要變化，是統一的表意文字的廣泛使用。秦國規範了此前相互之間無法用語言溝通的人群的書寫方式，這個革新把帝國內所有的地區聯結為一體，並建立起一個國家認可的文化典籍體係。[1]在此後的階段，即便是沒成為現代中國一部分的地區——韓國、日本以及越南，都通過使用一種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這種國家經典，不但使皇帝成為帝國價值體係的倡導者與捍衛者，還使他成為踐行這些價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為人們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礎。最後，共同的文化體係把所有從事帝國事務以及渴望為帝國服務的人都連接起來。在後來的若幹個世紀裏，通過傳統戲曲、大眾文學以及啟蒙讀本等方式，文化開始滲透到社會低層。